“结果前线宋军援军连襄阳都进不去，后边贾似道也连地主家的院门都进不去，如何不亡？”

朱棣挠挠头，怎么感觉自己在说治军，但老爹给说的是治国？

【咱们此前在说三国篇时候就着重提过襄阳的作用。

作为扼南北之咽喉，襄阳失守后，南宋的命运就已经是注定的了。

有的人活着，但是他已经死了，南宋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

而站在这里回顾南北两宋，至今也依然很难做出不存在争议的评价。

但可以肯定的是，宋朝确实是我国封建商业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商税这个东西最早能追溯到夏朝，但真正能够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之一则需要等到五代十国时候了。

宋朝终结了这个乱世，也同样如同正常的朝代发展一样吸纳了五代十国的优点，很多人知道的商税收入超过了农税就是发生在北宋时期。

根据留存至今的史料来看，宋太宗赵光义至道末年时，米、绢、布、棉、茶、杂色等等农税合计收入折算为钱是2381万贯，同年榷、酒、茶、盐、铜、银等商税收入1167万贯。

作为对比，大约一百年后的宋神宗赵顼熙宁十年时，农税收入折前2021万贯，同年商税增加了酒、市舶、市易、坊场等项，收入合计4248万贯。

单看宋朝是不太直观的，我们前面列过天启年间增加的商税，也说过天启之所以能迅速拉高商税也是因为大明商税极其简单。

但那个属于晚明，用来对比有失公允且不直观。，这里就用同属前中期的好圣孙宣德帝时期做对比。

宣德年间的商税合计仅六项，商、酒、茶、盐、银、铁合计202万贯。

我们前面着重说过酒税，在这里对比就非常直观，宋太宗时酒税111万贯，宋神宗时酒税收入786万贯，大明宣德帝时酒税5万贯。

当然这些都只是落在明面上，在账面之外，宋朝的遍地设卡层层搜剥商税和胥吏的横征暴敛，以及明朝的藩王自理地方的苛捐杂税都是比较难一概而论的，但数额能差如此之多也依然能称得上匪夷所思。

现代郭正忠先生曾评价过，认为宋朝本质上生产力并没有变革，本质上依然还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封建国家，只是通过官方手段高度介入到商业活动当中，从而将官办经济推向了顶峰，或者也可以叫封建时代的经济国有化。

当然后来发生的事咱们也知道，靖康之后本就不健全的宋朝又被打断了一条腿，生活成本节节高升，但税务却又丝毫不见减免，最终使得还算健康的经济变成了变相盘剥的手段。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朱元璋建立大明后认为这是宋朝亡国之因，直接将征榷专卖彻底禁止，甚至都没有将其作为赋税的补充手段。

某种意义上来说，老朱的这个决定确实浪费了两宋几百年间对经济探索所积累的经验，比较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