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称看见父亲拿了一个白晃晃的罐罐回家，不一会儿又拿出去了。

从办案的规律来说，宋小川的揭发应该有这样的细节——那罐罐是用什么东西包着的？

有多大？

什么形状？

如果揭发人没有想到，办案人应当问及并且提醒其在材料中写上。

但宋小川的这份材料中却没有这种细节。

因此，应当找宋小川当面问一问，弄清楚究竟是谁在里面做的手脚。

这个做手脚的人很有可能跟该案有关。

从他那里查起，就有希望查出线索来了。

欧阳昆的观点得到侦查组其他成员的一致赞同。

于是马上找来生活后勤处的一位值班科长，向他了解宋小川的情况。

那个科长向侦查组介绍了宋小川的情况。

宋鲁川没结过婚，宋小川是他一位战友的儿子。

那位战友在抗战中期儿子刚满一岁时与其妻双双战死于沙场，宋鲁川便把孩子收养下来，取名宋小川，作为自己的儿子。

宋小川长到五六岁时，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成了半傻子。

但宋鲁川非常疼爱他，一直把他带在自己身边。

1963年宋鲁川来“906厂”时，把宋小川也带来了。

宋小川已经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了，仍是一副傻乎乎的样子。

按理说，这种角色是不能安排在“906厂”的。

但是，厂长看在宋鲁川的脸面上，破例接纳下来，让他去生活后勤处下面的饲养场养猪。

侦查组一听宋小川是这么一个角色，愈加对出自其手的笔迹歪歪斜斜的《揭发材料》产生了怀疑。

也对通过找宋小川谈话能发现本案线索的观点增添了信心。

当下便议定了调查方案，张克丰指定刑侦专家杜非庸和侦查员老喻次日上午去找宋小川。

其时已是午夜时分，众人便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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