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师团长泽田茂的说法是：大阪师团驻地太分散。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的大阪师团，成了日军中最威武的部队，而率先赶到战场的第二师团却丢盔卸甲、伤兵满营。

关东军负责新闻宣传的军官实在看不过去，提起笔把日军报纸呈上审查的《我无敌皇军大阪师团威势归来》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大阪师团威势归来》，拐弯抹角地嘲讽了这支“软蛋”部队。

后来日军高层琢磨，既然接连几任师团长都改变不了大阪师团的风气，干脆从中低层军官及士兵下手，一批军纪败坏的士兵裁撤，剩余的老兵油子分批补充到到其他师团，再从大阪当地招募一批新兵。

这也是为什么寺内勇在各个师团都有熟人的原因。

寺内勇现今还记得当初他与手下中队长黑藤分别时的场景。

当时，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仙台师团，战况较好时就说“武运长久”；情况不妙时就说“九段坂见”（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

然而寺内勇等大阪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却说的是“御身大切”，翻译过来，即“保重贵体”、“身体最重要”，或者干脆就是“保命第一”。

再到后来，日军在进攻衡阳和芷江时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战斗一开始，来自大阪师团的老兵又故伎重演，从军官、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战。

当负伤的日军士兵到医院的时候，那些“养病”的大阪师团“前辈”们还要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啊？”

当被问到自己为何不愿意参战时，这些“病号”却豪气冲天地说：“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佯攻的，这很没有意思，如果是主攻么，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喽。”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各部都投入到对盟军的作战中，大阪师团也终于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大本营有意将该师团配属南方军，但南方军只是很勉强的将其列入预备队，仍然驻扎沪都。

直到1942年4月，大阪师团被调往菲律宾，和第五，第十八，第二十一师团一起，参加对科雷吉多尔要塞的最后攻击。

这一仗，大阪师团一反常态地进展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最终在巴丹半岛的美菲军全部投降。事后才知道这并不是大阪师团转了性，而是菲律宾的美菲军已经被切断补给多日，靠“盐和青菜”勉强挺着已经好几个月了，一触即溃一点儿也不新鲜。

然而，这个胜利却给大阪师团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在其故乡大阪更是号外频飞，一副“幸亏派出了大阪师团，才打垮了巴丹敌人”的得意。

仅有的遗憾是事后发现大阪的商贩们利用这个庆祝胜利的机会大肆倒卖战时配给物资，乘机大做生意。对大阪师团的底细，还是大本营知道得清楚，所以对于怎样调教它实在是绞尽脑汁而不得其计。

由于大阪师团名声在外，在各个战区都不是很受欢迎，于是直到战争结束，这支部队始终在日军战线后方各地不断调转，始终没有再参加大的战斗。

大阪师团为什么在日军中这样独树一帜、“弱”不经风呢？这是大阪的独特文化造成的。

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会结构是农民依附于拥有土地的诸侯（即大名），而诸侯服从于天皇。这种长期不变的社会结构导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级关系严格，富有服从精神的文化特点，也是二战中日本军队普遍狂热“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础。

然而，大阪却有些不同，这个地方是著名的商业城市，居民多与商业有关，对诸侯的尊重十分有限。

反之，围绕着苛捐杂税等问题，大阪人几百年如一日，不断和诸侯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所谓忠诚，那就更谈不上了。于是，天皇在大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与其他地方不大一样。

虽然在二战中，出身于大阪的士兵也受到了军国主义的蛊惑，然而大阪人却不会急着去“为效忠天皇而死，为大日本帝国而死”，能不死尽量不死。对待上级命令，出身于大阪的官兵也习惯于“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会像其他部队那样闭着眼睛执行到底。

甚至大阪师团内部还制订了所谓“无谓的牺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战斗不要参加”、“穷途的敌军不要追击”的“三不要”原则。

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在《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的最后部分，对大阪师团做了一小段总结，说得真是有几分道理，“如果日本的军队都像大阪师团这样，大概中日之间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了吧？要是这样，也就不会有日本的战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