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致远，字孤云，号海云，谥号文昌，朝鲜半岛新罗王京人。十二岁时乘船西渡入唐，初在都城长安就读，曾游历洛阳。进士及第，出任溧水县尉，任期届满，被淮南节度使高骈聘为幕府，后授职幕府都统巡官。其二十八岁时，以“国信使”身份东归新罗，其留唐十六年间，为人谦和恭谨，且与唐末文人诗客、幕府僚佐等交游甚广，一向被朝鲜和韩国学术界尊奉为朝鲜半岛汉文学的开山鼻祖，有“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的称誉。
崔致远，辞别亲人，只身西渡，随商船入唐，临行其父谆谆重托，严苛诫告：“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不谓有儿，往矣勤哉，无惰乃力。”崔家在当时并非显贵，只是一般贵族，要想振兴家族，光耀门楣，及第进仕是一个捷径。崔致远由此承担了光大整个家族的重大使命。
大唐对外国学生开放科举考试，外国留学生亦可考取功名，登科及第，称作“宾贡进士”。这一开明政策引得四方异域学子纷至沓来，入唐留学蔚为一时风气，留学生们都在一所叫做“国子监”的大学里学习，这也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国际性大学。据史料记载，国子监可容纳3000多学生，留学生人数众多，尤以新罗、日本留学生居多，留学生的经费，主要由大唐出资，即便是自费前来的学子，亦可获得资助。
崔致远来唐的年代，已是晚唐，虽无盛唐的气宇恢宏，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盛世的余荫犹在。少年崔致远进入国子监学习，虽有数百名来自同一国度的同学一起学习，可排遣思乡之苦，但激烈的竞争局面，却难遣灵魂深处的孤独之感。崔致远参加科举考试，一举及第，金榜题名的崔致远学有所成，可以稍稍卸下多年的重负，回报故国父老的殷殷厚望，佳讯传至新罗庆州，崔氏家族举族同庆。
登科进第的崔致远，没有就此衣锦还乡，荣归故里，而是选择了继续留在大唐发展，他的心中有着更为宏远的人生愿景和生命抱负。按大唐律法，及第两年后通过吏部的遴选，方能获得进仕资格，在及第与进仕之间凭空闲置出的两年间隙，崔致远因留学身份的结束而失去政府的资助，由此丧失了原本就微薄的经济来源，他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自谋生路，“浪迹东都，笔作饭囊”。
东都即洛阳，崔致远在那里度过了两年四处游历，飘荡无着的生涯，尚未在登第的峰顶留连多久，便已被生活的真实残酷重重摔下。进也进不得，“东飘西转路歧尘，独策嬴骖几苦辛”；退亦退不得，“不是不知归去好，只缘归去又家贫”。进退两难间，崔致远选择了蛰伏与等待，等待大任降临兼济天下，等待施展抱负报效家国，等待期间，崔致远广交文友，结识了一批有识之士，彼此间唱和酬答，诗文互进。
弱冠之年的崔致远，终被朝廷任命为溧水县尉，任县尉三年间，崔致远官闲禄厚，以文会友。秉承孔子“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的求知精神，积跬步而成千里，积小流而成江海，崔致远后来把在溧水的诗作结集为《中山覆篑集》，可惜后来散佚失传，是为憾事。
作为异邦人士的崔致远，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故国之情，深沉慷慨，绵远长流。南京郊县高淳固城湖畔的花山，因盛产牡丹花而得名，山西麓有座古墓，长眠着唐代两位才貌双全的少女，人称“双女坟”。双女坟主人出身富门，自小躬亲笔砚，长大负有才情，因不满父母之命，嫁与显赫盐商，终愤恚而死。就任溧水县尉的崔致远巡察花山，下榻在招贤驿，闻得双女故事，凭吊孤坟，感佩与相惜之情，油然而生，留下七律一首，以示哀悼。当晚在驿馆，忽见有使女飘然而至，送来红袋两只，内装和诗二首，诗中悲切凄楚，诉说命运不公，崔致远唏嘘不已，旋即回诗一首托使女带至。及夜，梦见两“仙女”驾临，紫裙自报家门，红袖诉说不幸，三人秉烛夜谈，吟诗唱和，不觉鸡鸣，姐妹俩急急辞别。崔致远一觉醒来，十分惊异，便作碑文《双女坟记》和七言古风《双女坟》，又写下《仙女红袋》一文，详述招贤驿梦遇仙女、人鬼相恋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文笔优美生动。此文后被收在韩国古典名着《新罗殊异记》，该书被视为“聊斋先河”，广为流传。
崔致远的《仙女红袋》，深受唐人传奇的影响，色彩绚丽，情节奇幻，以神秘梦境作引，述说心中之想望。身处异域的崔致远，比之大唐文人，更需要一份心灵的知遇与相契，为异乡的清冷罩上理想的光芒，而两女婚事遇挫而亡，与崔致远仕途不济有惺惺相惜之通。于是乎，梦中的红袖添香，便成为人生理想较为完美的释解。
崔致远任职期满，欲西回长安，恰遇黄巢起义，起义军采石渡江，一路势如破竹，攻破潼关天险，长安沦陷。崔致远西行无望，只好另觅良机，经友人顾芸推荐和书信自荐，崔致远入幕扬州高骈门下。大唐虽已风雨飘摇，扬州却繁盛依旧，商贸活跃，生活富足，丝竹悦耳，才士云集，崔致远由此展开了一段人生最为辉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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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骈文才甚高，喜与文人交游，幕下才士云集，崔致远的出众才华，深得高骈赏识。在高骈幕下这段时间，崔致远实质上充当着贴身秘书、高级参谋的角色，为高骈拟了大量诏、启、状之类的公文。虽然离他独当一面、做番事业的仕途理想尚远，但已是莫大的机遇了。凭藉高骈的致力举荐，崔致远先后担任侍御府内奉、都统巡官、承务郎、馆驿巡官等重要职位。这些都是文职，崔致远的文学才华于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高骈起兵讨伐黄巢，崔志远拟就的《檄黄巢书》，天下传诵，并凭此获“赐绯鱼袋”勋位，檄书中一句“不惟天下之人皆思显戮，抑亦地中之鬼已议阴诛”，言辞之峻切凌厉，令一代豪雄黄巢都心生怯意。
黄巢之乱加剧着大唐的分崩离析，崔致远内心也陷入多种矛盾之中，与幕主高骈的关系是主要问题。一方面，他感激高骈的知遇之恩，是高骈的器重保荐，让他宦游通畅，名望日隆，他在异域兼济天下的理想，也唯有高骈能助其实现；另一方面，晚年的高骈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失败后又迷信方术，崇仙佞道，这必将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着正直的从政理想的崔致远，所深为不齿，风雨飘摇之间，崔致远渐萌归意。
崔致远之弟崔栖远，由新罗涉海来唐，奉家信迎崔致远回国，少小离乡的崔致远，16年后方返故土，当年的懵懂少年，已是而立之年。对大唐的依恋难舍与对故国的拳拳责任，撕扯着这位游子的心，苍茫大海，从此再也隔不断崔致远对第二故乡的绵绵思念。崔致远以显赫官衔与声望，荣归故里，自然风光无限。然而，这风光也许更多的属于崔氏家族，历经人生起落的崔致远或许早已淡然，他思考的更多的是，如何用在唐学到的满腹经纶、治政良策，来报效新罗王朝，振兴自己的民族。
崔致远以大唐三品官衔荣归，是新罗历届留学生中成就最高的一位，凭此受到了当时君主宪康王的重用，任命为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事。然而，新罗王位的频繁更迭，政途瞬息万变，官僚腐化堕落。崔致远的仕途注定一波三折，由于遭人排挤，被外放至泰山郡任太守，两年后，继续外放至更远的富城郡，从此，再未回到中央政府。
仕途的坎坷，并未阻挡崔致远传播汉学的不竭热情，回国伊始，崔致远即将在唐时所着杂诗赋及表奏集二十八卷、《中山覆篑集》一部五卷、《桂苑笔耕集》一部二十卷，呈现给宪康王，欲以汉文化的先进理念济世救国，振兴朝纲，熏化民众。这些文集，很快流传开来，深受民众推崇，也由此奠定了崔致远在朝鲜文学泰斗的地位。崔致远奉真圣女王之命，以贺正使身份再度入唐，致力于两国文化交流，回国后，向女王进时务策十余条，虽未得到最终施行，却凝结了崔致远对国事探索的心血。
宦途屡遭失意后，崔致远最终也不得不选择了隐逸，不惑之年的崔致远辞官归隐，从此摆脱政务，尘嚣尽洗。归隐后，崔致远倘佯山水，游历江海，结交高僧，谈佛论道，吟诗作赋，悠哉游哉，不亦乐乎，以伽耶山海印寺为主要修身之地，足迹遍布各郡山川湖海。他精通儒学、道学、佛学，择其所需，三教调和，并以此写了大量着作，阐述生发，对后世影响极大。
崔致远，字孤云，号海云，谥号文昌，朝鲜半岛新罗王京人。十二岁时乘船西渡入唐，初在都城长安就读，曾游历洛阳。进士及第，出任溧水县尉，任期届满，被淮南节度使高骈聘为幕府，后授职幕府都统巡官。其二十八岁时，以“国信使”身份东归新罗，其留唐十六年间，为人谦和恭谨，且与唐末文人诗客、幕府僚佐等交游甚广，一向被朝鲜和韩国学术界尊奉为朝鲜半岛汉文学的开山鼻祖，有“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的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