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丰，字元皓，钜鹿人，博览多识，权略多奇，曾在朝中任侍御史，因不满宦官专权，弃官归家。
田丰生不逢时，处于王权中衰，世事纷扰的乱世，当时腐朽的宦官集团与士大夫势力间，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较量，对宦官的态度如何，是当时评价士人高下的主要标准。桓灵之间，宦官凭借皇权的威力，兴起两次“党锢之祸”，不少士人领袖被诛杀、禁锢，田丰正在洛阳任职，其态度如何呢，所谓“阉官擅朝，英贤被害，丰乃弃官归家”，表明他虽没有直接参与反宦官的斗争，但显然是站在士大夫一边的，其“弃官归家”，便是对宦官专权的抗议。
中平六年，袁绍剿灭宦官势力，但胜利果实被关西军阀董卓窃取，为笼络人心，董卓一开始曾在朝廷内外“显拔幽滞”，起用士人代表，韩馥被委为冀州牧，冀州主要的士人如田丰、沮授、审配等都应辟入幕。此时，袁绍奔河北，领勃海郡太守，领导关东地区的反董卓战争，被推为盟主。袁绍家族自高祖袁安以下“四世三公，由是权倾天下，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董卓西迁后，袁绍迫韩馥让位，冀州士人多应之，田丰为当地士人代表，袁绍“卑辞厚币以招致丰，丰以王室多难，志存匡救，乃应绍命”
初平二年，袁绍登上冀州牧位之后，为巩固统治基础，曾一度重用冀州士人，田丰、沮授、审配等主要人物都被辟举，“甚见器重”，成为袁绍幕中主要僚佐。平定冀州和河北地区，主要的对手是幽州军阀公孙瓒、黄巾余部“黑山贼”，田丰屡随袁绍出征，为其筹画，史称“绍用丰谋，以平公孙瓒”，反映了他的功绩。及至建安年间，袁绍控制了冀、青、幽、并四州，实现了“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众”的战略构想，下一步便是进行用兵河南的战略转移了。但田丰、沮授在为袁绍制定发展战略时曾指出，实现这一战略转变，必须具备一个重要条件，即迎奉汉献帝，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舆论优势，田丰提出“劝绍迎天子，绍不纳”，这一谋略在当时确是深谋远虑，比曹操集团荀彧的提议，早了三四年，令人遗憾的是，袁绍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利用有利时机将汉献帝迎奉至邺城，从而铸成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做为第一流的谋士，田丰善于见微知着，灵活应变而不拘于陈式，建安五年，曹操得知袁绍欲南下决战，而东南徐州在刘备手中，依附于袁绍，为避免将来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曹操亲领大军东征。其谋士屡谏，惧袁绍乘机断后，曹操认为袁绍“性缓”，必迟疑不决，田丰看到了这一机会，进言袁绍：“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东击刘备，兵连未可卒解，今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兵以机动，斯其时也。”袁绍若立刻兴师，曹操便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之中，这是曹操最不愿意看到的事。相反，袁绍不出师，刘备会很快失败，曹操回师布防，专心抵御袁绍，形势便发生了变化。袁绍智不及此，竟“辞以子疾，未得行”，田丰举杖击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难之机，而以婴儿病失其会，惜哉！”可谓爱之深，则言之切，但袁绍“闻而怒之，从此遂疏焉”，对此，历代论者无不为之叹息。
曹操返师，在黄河南岸设阵布防，袁绍开始大举南征，田丰“以既失前机，不宜便行”，谏曰：“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弗复空虚。且操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并且重提“渐营”与“久持”之术，希望袁绍“外结英雄”、“内修农战”，整治部伍，再施以“乘虚迭出”之计，即左右出击，使对方疲于奔命，不战自溃。他最后警告袁绍：“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袁绍不纳，田丰“恳谏，绍以为沮众，遂械系之”。当曹操“闻丰不从戎，喜曰：‘绍必败矣。’及胜，复曰：‘向使绍用田别驾计，尚未可知也。’”此后袁绍南征，在具体战术上又不断失误，终于在官渡被曹操击溃，几乎全军覆灭。逃亡途中，不少将士痛定思痛，“抚膝而泣”，曰：“向令田丰在此，不至于是也。”有人以为袁绍会改弦更张，对田丰说：“君必见重。”田丰深知袁绍“外宽内忌”的病态心理，说：“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果然，袁绍说：“冀州人闻吾军败，皆当念吾，惟田别驾前谏止吾，与众不同，吾亦惭见之。”于是将其杀害，做为聪明过人的一代杰出的谋士，田丰竟落得这样一种结局，真是一幕令人寒心的悲剧。
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都认为在于袁绍不善用人，曹操的谋主荀彧、郭嘉、许攸等人，都是从袁绍集团中逃出来的，田丰、沮授既知袁绍之痼疾，为何不“弃暗投明”择技另栖呢？荀彧、郭嘉等弃绍归操者，其籍贯多是河南，而田丰、沮授等为冀州土着，故前者离开袁绍容易，而后者却是乡土宗族难离。他们尽忠于袁绍，是想稳定河北，发展势力，但袁绍身为汝南人，对冀州豪强势力的发展颇为忧惧，而其身边的河南士人则乘机从中设阻，打击河北士人。
袁绍后期其集团内部，两股士人势力冲突加剧，袁绍走上了韩馥的老路，在这一斗争中，袁绍明显偏向于河南士人，田丰之惨死，即也与此有关。史载：“逢纪惮丰亮直，数谗之于绍，绍遂忌丰。”绍南征，逢纪为留守，又谗曰：“丰闻将军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绍于是有害丰之意。”田丰等不愿离弃袁绍，实际上是由其乡土观念决定的，而袁绍猜忌、压制田丰诸人，也是由其地域观念所引发，因此，可以说袁绍集团中地域派别的分化与斗争，才是造成田丰、沮授诸人悲剧的根本原因。
田丰，字元皓，钜鹿人，博览多识，权略多奇，曾在朝中任侍御史，因不满宦官专权，弃官归家。
田丰生不逢时，处于王权中衰，世事纷扰的乱世，当时腐朽的宦官集团与士大夫势力间，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较量，对宦官的态度如何，是当时评价士人高下的主要标准。桓灵之间，宦官凭借皇权的威力，兴起两次“党锢之祸”，不少士人领袖被诛杀、禁锢，田丰正在洛阳任职，其态度如何呢，所谓“阉官擅朝，英贤被害，丰乃弃官归家”，表明他虽没有直接参与反宦官的斗争，但显然是站在士大夫一边的，其“弃官归家”，便是对宦官专权的抗议。
中平六年，袁绍剿灭宦官势力，但胜利果实被关西军阀董卓窃取，为笼络人心，董卓一开始曾在朝廷内外“显拔幽滞”，起用士人代表，韩馥被委为冀州牧，冀州主要的士人如田丰、沮授、审配等都应辟入幕。此时，袁绍奔河北，领勃海郡太守，领导关东地区的反董卓战争，被推为盟主。袁绍家族自高祖袁安以下“四世三公，由是权倾天下，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董卓西迁后，袁绍迫韩馥让位，冀州士人多应之，田丰为当地士人代表，袁绍“卑辞厚币以招致丰，丰以王室多难，志存匡救，乃应绍命”
初平二年，袁绍登上冀州牧位之后，为巩固统治基础，曾一度重用冀州士人，田丰、沮授、审配等主要人物都被辟举，“甚见器重”，成为袁绍幕中主要僚佐。平定冀州和河北地区，主要的对手是幽州军阀公孙瓒、黄巾余部“黑山贼”，田丰屡随袁绍出征，为其筹画，史称“绍用丰谋，以平公孙瓒”，反映了他的功绩。及至建安年间，袁绍控制了冀、青、幽、并四州，实现了“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众”的战略构想，下一步便是进行用兵河南的战略转移了。但田丰、沮授在为袁绍制定发展战略时曾指出，实现这一战略转变，必须具备一个重要条件，即迎奉汉献帝，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舆论优势，田丰提出“劝绍迎天子，绍不纳”，这一谋略在当时确是深谋远虑，比曹操集团荀彧的提议，早了三四年，令人遗憾的是，袁绍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利用有利时机将汉献帝迎奉至邺城，从而铸成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做为第一流的谋士，田丰善于见微知着，灵活应变而不拘于陈式，建安五年，曹操得知袁绍欲南下决战，而东南徐州在刘备手中，依附于袁绍，为避免将来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曹操亲领大军东征。其谋士屡谏，惧袁绍乘机断后，曹操认为袁绍“性缓”，必迟疑不决，田丰看到了这一机会，进言袁绍：“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东击刘备，兵连未可卒解，今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兵以机动，斯其时也。”袁绍若立刻兴师，曹操便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之中，这是曹操最不愿意看到的事。相反，袁绍不出师，刘备会很快失败，曹操回师布防，专心抵御袁绍，形势便发生了变化。袁绍智不及此，竟“辞以子疾，未得行”，田丰举杖击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难之机，而以婴儿病失其会，惜哉！”可谓爱之深，则言之切，但袁绍“闻而怒之，从此遂疏焉”，对此，历代论者无不为之叹息。
曹操返师，在黄河南岸设阵布防，袁绍开始大举南征，田丰“以既失前机，不宜便行”，谏曰：“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弗复空虚。且操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并且重提“渐营”与“久持”之术，希望袁绍“外结英雄”、“内修农战”，整治部伍，再施以“乘虚迭出”之计，即左右出击，使对方疲于奔命，不战自溃。他最后警告袁绍：“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袁绍不纳，田丰“恳谏，绍以为沮众，遂械系之”。当曹操“闻丰不从戎，喜曰：‘绍必败矣。’及胜，复曰：‘向使绍用田别驾计，尚未可知也。’”此后袁绍南征，在具体战术上又不断失误，终于在官渡被曹操击溃，几乎全军覆灭。逃亡途中，不少将士痛定思痛，“抚膝而泣”，曰：“向令田丰在此，不至于是也。”有人以为袁绍会改弦更张，对田丰说：“君必见重。”田丰深知袁绍“外宽内忌”的病态心理，说：“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果然，袁绍说：“冀州人闻吾军败，皆当念吾，惟田别驾前谏止吾，与众不同，吾亦惭见之。”于是将其杀害，做为聪明过人的一代杰出的谋士，田丰竟落得这样一种结局，真是一幕令人寒心的悲剧。
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都认为在于袁绍不善用人，曹操的谋主荀彧、郭嘉、许攸等人，都是从袁绍集团中逃出来的，田丰、沮授既知袁绍之痼疾，为何不“弃暗投明”择技另栖呢？荀彧、郭嘉等弃绍归操者，其籍贯多是河南，而田丰、沮授等为冀州土着，故前者离开袁绍容易，而后者却是乡土宗族难离。他们尽忠于袁绍，是想稳定河北，发展势力，但袁绍身为汝南人，对冀州豪强势力的发展颇为忧惧，而其身边的河南士人则乘机从中设阻，打击河北士人。
袁绍后期其集团内部，两股士人势力冲突加剧，袁绍走上了韩馥的老路，在这一斗争中，袁绍明显偏向于河南士人，田丰之惨死，即也与此有关。史载：“逢纪惮丰亮直，数谗之于绍，绍遂忌丰。”绍南征，逢纪为留守，又谗曰：“丰闻将军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绍于是有害丰之意。”田丰等不愿离弃袁绍，实际上是由其乡土观念决定的，而袁绍猜忌、压制田丰诸人，也是由其地域观念所引发，因此，可以说袁绍集团中地域派别的分化与斗争，才是造成田丰、沮授诸人悲剧的根本原因。
田丰，字元皓，钜鹿人，博览多识，权略多奇，曾在朝中任侍御史，因不满宦官专权，弃官归家。
田丰生不逢时，处于王权中衰，世事纷扰的乱世，当时腐朽的宦官集团与士大夫势力间，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较量，对宦官的态度如何，是当时评价士人高下的主要标准。桓灵之间，宦官凭借皇权的威力，兴起两次“党锢之祸”，不少士人领袖被诛杀、禁锢，田丰正在洛阳任职，其态度如何呢，所谓“阉官擅朝，英贤被害，丰乃弃官归家”，表明他虽没有直接参与反宦官的斗争，但显然是站在士大夫一边的，其“弃官归家”，便是对宦官专权的抗议。
中平六年，袁绍剿灭宦官势力，但胜利果实被关西军阀董卓窃取，为笼络人心，董卓一开始曾在朝廷内外“显拔幽滞”，起用士人代表，韩馥被委为冀州牧，冀州主要的士人如田丰、沮授、审配等都应辟入幕。此时，袁绍奔河北，领勃海郡太守，领导关东地区的反董卓战争，被推为盟主。袁绍家族自高祖袁安以下“四世三公，由是权倾天下，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董卓西迁后，袁绍迫韩馥让位，冀州士人多应之，田丰为当地士人代表，袁绍“卑辞厚币以招致丰，丰以王室多难，志存匡救，乃应绍命”
初平二年，袁绍登上冀州牧位之后，为巩固统治基础，曾一度重用冀州士人，田丰、沮授、审配等主要人物都被辟举，“甚见器重”，成为袁绍幕中主要僚佐。平定冀州和河北地区，主要的对手是幽州军阀公孙瓒、黄巾余部“黑山贼”，田丰屡随袁绍出征，为其筹画，史称“绍用丰谋，以平公孙瓒”，反映了他的功绩。及至建安年间，袁绍控制了冀、青、幽、并四州，实现了“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众”的战略构想，下一步便是进行用兵河南的战略转移了。但田丰、沮授在为袁绍制定发展战略时曾指出，实现这一战略转变，必须具备一个重要条件，即迎奉汉献帝，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舆论优势，田丰提出“劝绍迎天子，绍不纳”，这一谋略在当时确是深谋远虑，比曹操集团荀彧的提议，早了三四年，令人遗憾的是，袁绍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利用有利时机将汉献帝迎奉至邺城，从而铸成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做为第一流的谋士，田丰善于见微知着，灵活应变而不拘于陈式，建安五年，曹操得知袁绍欲南下决战，而东南徐州在刘备手中，依附于袁绍，为避免将来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曹操亲领大军东征。其谋士屡谏，惧袁绍乘机断后，曹操认为袁绍“性缓”，必迟疑不决，田丰看到了这一机会，进言袁绍：“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东击刘备，兵连未可卒解，今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兵以机动，斯其时也。”袁绍若立刻兴师，曹操便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之中，这是曹操最不愿意看到的事。相反，袁绍不出师，刘备会很快失败，曹操回师布防，专心抵御袁绍，形势便发生了变化。袁绍智不及此，竟“辞以子疾，未得行”，田丰举杖击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难之机，而以婴儿病失其会，惜哉！”可谓爱之深，则言之切，但袁绍“闻而怒之，从此遂疏焉”，对此，历代论者无不为之叹息。
曹操返师，在黄河南岸设阵布防，袁绍开始大举南征，田丰“以既失前机，不宜便行”，谏曰：“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弗复空虚。且操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并且重提“渐营”与“久持”之术，希望袁绍“外结英雄”、“内修农战”，整治部伍，再施以“乘虚迭出”之计，即左右出击，使对方疲于奔命，不战自溃。他最后警告袁绍：“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袁绍不纳，田丰“恳谏，绍以为沮众，遂械系之”。当曹操“闻丰不从戎，喜曰：‘绍必败矣。’及胜，复曰：‘向使绍用田别驾计，尚未可知也。’”此后袁绍南征，在具体战术上又不断失误，终于在官渡被曹操击溃，几乎全军覆灭。逃亡途中，不少将士痛定思痛，“抚膝而泣”，曰：“向令田丰在此，不至于是也。”有人以为袁绍会改弦更张，对田丰说：“君必见重。”田丰深知袁绍“外宽内忌”的病态心理，说：“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果然，袁绍说：“冀州人闻吾军败，皆当念吾，惟田别驾前谏止吾，与众不同，吾亦惭见之。”于是将其杀害，做为聪明过人的一代杰出的谋士，田丰竟落得这样一种结局，真是一幕令人寒心的悲剧。
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都认为在于袁绍不善用人，曹操的谋主荀彧、郭嘉、许攸等人，都是从袁绍集团中逃出来的，田丰、沮授既知袁绍之痼疾，为何不“弃暗投明”择技另栖呢？荀彧、郭嘉等弃绍归操者，其籍贯多是河南，而田丰、沮授等为冀州土着，故前者离开袁绍容易，而后者却是乡土宗族难离。他们尽忠于袁绍，是想稳定河北，发展势力，但袁绍身为汝南人，对冀州豪强势力的发展颇为忧惧，而其身边的河南士人则乘机从中设阻，打击河北士人。
袁绍后期其集团内部，两股士人势力冲突加剧，袁绍走上了韩馥的老路，在这一斗争中，袁绍明显偏向于河南士人，田丰之惨死，即也与此有关。史载：“逢纪惮丰亮直，数谗之于绍，绍遂忌丰。”绍南征，逢纪为留守，又谗曰：“丰闻将军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绍于是有害丰之意。”田丰等不愿离弃袁绍，实际上是由其乡土观念决定的，而袁绍猜忌、压制田丰诸人，也是由其地域观念所引发，因此，可以说袁绍集团中地域派别的分化与斗争，才是造成田丰、沮授诸人悲剧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