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经常以反叛的形象出现在历史中，元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就是借助了白莲教的巨大力量，朱元璋建立大明朝之后，便意识到这种具有强大反叛力量的民间社会组织，会成为新政权的潜在隐患，因此，明朝开国，大明律就将白莲教在内的若干民间宗教组织定性为邪教，明令取缔。白莲教在明政府的镇压下受到极大的打击，基本转入地下，成为秘密结社。雁北白莲教主赵全、李自馨等人率教徒，由此越境前往长城外河套地区。

嘉靖末年，蒙境丰州滩地区的汉人，有五万余人，其中白莲教前后党从者过万人，这些人开发云内、丰州等地近万顷，连村数百。他们并非单纯的移民定居，而是一股不可小视的政治力量。据说，赵全等人初到丰州，正逢俺答腿疾，略懂医术的赵全冒死入应州买药，治好了安答的病，安答因此与赵亲近，渐渐视为心腹。

连年的边境战事及蒙军破关掳掠，加以天旱绝收，民不聊生，故在白莲教头目天花乱坠的吹嘘煽惑下，长城口内往往有整村人携带破烂家什拖家带口前往的，因此能在较短时间内积累万余人口，立村修堡，渐成气候。李自馨回到故乡，劝诱整村人都跟他去丰州地区，带领众教徒到老家吆喝：“我已在板升干下大事业，你们跟我去受用。”当开堡门之日，堡内居民男妇三百二十余名及衣物家具用车装载，跟随李自馨到板升住种。

朝廷政治腐败，党争纷乱，军备边政更是废弛不堪，由于长期的边患，长城沿线许多地方百里无村落，千里无人烟，一片荒凉萧条，守边兵士人心涣散，将士苛扣军饷、役使兵士乃是常有的事情，士兵工作生活处境极差，因此大多对武装入境者无防御能力，一旦大漠铁骑入掠，则只有丧命或逃亡，日久则精神萎顿，士气无法振作。此乃一般状况，更有甚者，边将中常有人暗中勾结私贿蒙人，移嫁掳掠之祸端，而士兵中竟有蒙人代为值班放哨，汉卒代为放牧的荒唐事情。

站稳脚跟之后，赵全等人野心逐渐膨胀，他们为安答建起九重宫殿，拥立安答为帝，而他们称王，也建起了规模不小的土堡，当时赵全有人口万众，周延数十里，马匹五万，牛三万头，谷二万斛，在这些人等的串通怂恿之下，蒙明关系更加紧张，和解更是无望。这些逃亡的人大都聚集在安答部所驻牧的丰州滩等地，依附蒙人垦荒种地，从事各种工艺生产，有的干脆做了奸细。俺答从兵变叛逃的兵士中挑选猾黠狡诈之徒，装扮成僧人、乞丐，流徙诸边，甚至入京师之地侦察，刺探情报。

赵全等人取得安答信任之后，开始在丰州地区大展宏图，板升之地逐渐兴旺起来，而劳动力的不足又成为现实问题，因此经常挑唆蒙人入境，劫掠口内青壮年劳力，并为之出谋划策，提供各种情报，制造利兵坚甲、云梯冲竿等作战武器，提供各种战术建议。据说，每有战事，安答甚至亲往赵全家商议，自此后，蒙人岁掠华人劳力以千、万计，自从白莲教赵全等人叛逃归蒙，明代中后期三边遭受更大的威胁，防御更加困难。

安答把汉人交给汉人管理，而这些汉人头目在获得利益之后，依然只是蒙人贵族的工具，加以他们的财产势力不断扩张，必然导致与其它的蒙古小部落贵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于明朝中期的蒙古来说，物资匮乏已经到了极致，但是鉴于前几次设立马市因秩序混乱、政治腐败等原因而失败的教训，明政府一直对互市贸易保持警惕——虽然蒙人入境劫掠多是由于对物质的欲求引起的。

嘉靖末年，丰州地区的灾荒给农牧业造成的极大打击，灾荒一直持续到隆庆年间，俺答被迫下决心与明和解称臣。当时，赵全等汉人头目与蒙古地方贵族的矛盾日见激化，‘隆庆和议’之后，赵全等人被交送明政府处决，其在板升地区的财产利益，便立即被当地小部落贵族瓜分。

朝廷全力支持王崇古提出的上策曲折发展，穆宗完全信任内阁的决定，王崇古、方逢时以军事防备为坚强后盾，派遣熟悉对方情况和语言的鲍崇德前去谈判。赵全等撺掇安答以武力讨回把汉那吉的计划落空后，安答不得不依照王崇古等人要求，把赵全等白莲教头目执送给明政府，换取把汉那吉。这一年，安答遣五奴柱、恰台吉收捕赵全、李自馨、王廷辅、张李麟、郭恒等九人引渡明朝，明朝送把汉那吉出境，赵全等人被执送京师，凌迟处死，明政府终于雪耻除凶。

赵全，明时人，雁北地区白莲教教首，投靠俺答，对明边疆进行烧杀抢掠，给人民带来沉重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