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先祖为避元末乱迁徙新郑高老庄村，出身官宦世家，父亲高尚贤，历任山东按察司提学佥事、陕西按察司佥事等，至光禄寺少卿。自幼受到严格的家教，五岁善对偶，八岁诵千言，稍长即攻读经义，苦钻学问，十七岁以礼经魁于乡，以后却在科举道路上蹉跎了十三个年头，才考中进士，并选为庶吉士，授任翰林编修，九年考满，升翰林侍读。

裕王朱载坖开邸受经，高拱首被当选，进府入讲，皇太子朱载壡已殁二年而新储未建，裕王与其异母兄弟景王朱载圳都居京城，论序当立裕王，而世宗似属意景王。裕王前途未卜，朝廷上下，猜测种种、议论纷纷，高拱出入王府，多方调护，给裕王很大宽慰。

内阁首辅严嵩、次辅徐阶正互相倾轧，抵牾日着，高拱泰然往返于二人之间，未见有所厚薄。两人因高拱为裕王讲官，以后腾达有日，故也颇器重于他，有时甚至避让几分，时严嵩权势熏灼，丝毫得罪不得，高拱却不十分顾忌。一次，他以韩愈“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诗句，调侃严嵩在见其乡衮、下僚时的傲态，严嵩听了不仅不怪罪，反而为之破颜，在严嵩、徐阶相与推荐下，高拱迁为翰林侍讲学士。

在裕王府邸度过九个春秋，升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高拱讲授经筵，敷陈剀切，谨慎用事，裕王深受教益，二人建立了深厚的王臣、师生关系。高拱离王府后，府中事无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问，裕王还先后手书“启发弘多”、“怀贤”、“忠贞”等字赠赐。景王入藩之国，裕王为嗣的地位开始明朗，因而高拱与裕王的这层关系，不仅使高拱的上司、同僚对他刮目相看、趋之若鹜，而且也奠定了以后他在政治上大大发挥作用的基础。

景王薨于藩地，裕王的地位确立，高拱升礼部尚书，召入直庐，并以青词见宠，得赐飞鱼服。由徐阶荐举，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刚刚入阁，高拱即欲展抱负示才。当时，世宗久居西苑，大臣率以召入直庐为荣，阁事有所不周，世宗因谕曰：“阁中政本可轮一人往”。首辅徐阶及“青词宰相”袁炜以不能离开世宗须臾为由，不去阁中办公。高拱对徐阶说：“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与李（春芳）、郭（朴）两公愿日轮一人，诣阁中习故事。”世宗嘉靖帝驾崩，朱载坖继位为帝，封高拱为少保兼太子太保，并以文渊阁大学士入值内阁。不久，高拱与徐阶反目成仇，竟至相互攻讦，后为胡应嘉、欧阳一敬所逼退。

徐阶退休归乡，张居正与太监李芳等合谋，奏请复起高拱，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后，不顾腊月严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学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言路原多与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应嘉闻高拱复出，惊吓破胆而亡，欧阳一敬也在解官归田途中郁郁而死，一时人心惶惶。高拱通过门生腹心散布言论，安抚言路诸官说，“徐阶昔日对我有恩情，后来因为小事不睦，不足以怨恨”，“我自当彻底改变过去不好的思想和念头，与诸君共同治理朝政”。言之凿凿，颇为大度，于是人心稍安。当时接徐阶任首辅者为李春芳。李春芳为人宽厚，居政持论平，不事操切，虽无失措之举，却总显得气魄、才力不足。高拱仗着自己是朱载坖心腹之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发挥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

北边有警，高拱以尚书陈希学、曹邦辅，侍郎王遴各率师背城列阵以待；以京尹栗永禄、南都御史护守山陵；又起御史刘焘在天津守通粮，而以总督王崇古、谭纶专征剿无内顾；以侍郎戴才理军饷。由于布置周密，防范严谨，蒙古兵未敢入犯，俺答汗孙子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率所属阿力哥等十人前来求降。巡抚方逢时，总督王崇古主张受降。奏上，朝议纷然，多以为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高拱与张居正却一致支持王、方意见，请奏朱载坖加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朱载坖准旨。

接着高拱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华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吗，俺答得晓明廷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明朝和好，请封贡之事。此议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对派援引宋朝讲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机，将极力反对与俺答汗结好的叶梦熊“降二级，调外任”，以息异议。他又发内阁旧藏明成祖封瓦剌、鞑靼诸王故事，拣发兵部，力主封俺答汗为王，这种将蒙古与中原看成一个整体的观念，比仅图边安的想法又高一筹。高拱批评反对派：“你们这些人喋喋不休，难道是国家筹划轻重厉害吗？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为后言耳！”遂无敢复言者。同年，贵州抚臣告土官安国亨叛，请进剿。高拱不轻信是言，经深入察查，知“国亨非叛，而巡抚者轻听谗言以幸功也”，便专派员前去安抚释嫌，避免了一场兵戎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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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廷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其他各部首领也分别封为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有差。明廷又准与俺答互市，时陕西三边总督以该边不同宣、大，不欲通贡互市，高拱拟旨切责。不久，陕西三边也开贡市，几个月之间，边陲晏然，没有一个蒙古人侵扰，边境百姓丢掉戈矛而拿起锄头耕作，关城熄灭烽火可以安枕，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在满朝争议的情况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圆满地解决这一先朝遗患，与高拱等的着力赞襄是分不开的。

在议贡过程中，主通贡互市的总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后，一面在朝廷力称崇古议，一面抱病修书崇古：“惟公安心畅意，始终此事，不必更怀忧虑”，使崇古受到极大鼓励和宽慰。方逢时因封贡事曾面会俺答下人，遭人弹劾，说他“辄通寇使，屏人语，导之东行，嫁祸邻镇”。高拱力斥其谬，“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保护了方逢时，使他免受贬谪。朱载坖以其“殚忠远谋，劳绩可嘉”，进高拱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改建极殿大学士。

俺答封贡事既成，高拱犹居安思危，担心边方兵将因无事而疏怠偷安，再坏边备，他一向主张“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强调自强。于是，再上“请每岁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阅视，以今视昔，钱谷赢几何，兵马增几何，器械整几何，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拓广几何”，明白开报，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则与过去战时擒斩同功论赏；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则罪如失机论处。”朱载坖赞赏这些意见并采纳，兵部遂一一制定具体措施行之，以后的几十年中，西北边境始终安定，无大扰，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两广、云贵边事上亦颇多建树，广西古田壮族人韦银豹等据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抚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荐殷正茂为总督往剿，正茂任法严、善战，但性贪。高拱说：“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其实，他在用正茂的同时，已着眼于提擢、培养本省人才，在两广郡县中“多除制科，宽其荐额，勿拘成数”，引导民风向上。不久，果然“乱民乐业而向化矣”，时人都以高拱为善用人。

高拱励精图治，不数年内，政绩卓然，自是一面，但他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很是专横跋扈，这是他的另一面。正是这一面，造成了他与同僚的仇隙不合，以致招来物议，酿成了以后被逐的悲剧。

先是裕府旧僚的大学士陈以勤，因与高拱有小嫌，又见高拱在内阁不可一世，恐终不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罢去。不久，掌都察院大学士赵贞吉因高拱挟私憾考科道，上疏请止，高拱不悦，与之相倾，嗾使门生、给事中韩楫劾赵贞吉庸横。赵贞吉也抗章劾拱，朱载坖眷高拱竟令赵贞吉致仕，赵贞吉曾因高拱以内阁掌吏部，权如真宰相，请李春芳谋与掌都察院，以遏高拱全力，李春芳答应了。赵贞吉离开后，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阶事与高有隙，乞休归田。

高拱接任首揆，越发趾高气扬，殷士儋入阁辅政。殷士儋也是高拱在裕府时的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提拔，后取中旨入阁，高拱不悦。后有人劾高拱心腹张四维，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韩楫相胁，殷士儋不能忍，在内阁当面诟拱：“若先逐陈公，再逐赵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长此座耶？”说罢竟挥拳击高拱，殷士儋也被驱出。这样，旧辅除张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净，高拱位居极品，颐指气使，专擅国柄。

高拱与张居正供职时国子监相识，二人志趣相投，相期将来入阁匡扶社稷。但当嘉靖帝去世当天，当时的朝廷首辅徐阶只召自己门生张居正共同写就嘉靖遗诏，并未通知已是阁臣的对手高拱，高、张二人顿生龃龉。此外，高拱的亲信传言张居正接受徐阶三万两白银贿赂以救他的三个儿子，二人心中误解日益加深，张居正暗中和对高拱不满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同盟。

以高拱为柱国，进中极殿大学士，然而他专横更甚，加之其门生韩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门，狐假虎威，专以博戏为务，人都恶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后渐狎奢，常对人曰“日用不给，奈何？”门生、下僚闻之，争相进献，“赇纳且集矣”，因此遭致物议。御史汪文辉上疏讥刺时事，语连高拱，高拱召而骂之，亟补宁夏佥事以出。尚宝卿刘奋庸也上疏纠拱，给事中曹大野则抗章劾高拱不忠十事，中有高拱擅权报复、排斥善类、超擢亲戚乡里门生故旧，以及亲开贿赂之门等等，朱载坖不听，二人皆谪外任。

朱载坖病危，召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人为顾命大臣，穆宗握着高拱的手说：“以天下累先生”，朱载坖去世后因遗诏问题，高拱计划发动百僚驱逐冯保，双方正式决战。

小主，

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后，张居正指使神宗大伴已是司礼太监的冯保，在皇贵妃李氏和陈皇后面前将高拱曾在内阁说过的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改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宣称高拱谋拥立藩王，皇贵妃和陈皇后大惊。早朝，召内阁、五府、六部众至，切责高拱擅权无君，到会极门，太监王榛捧旨宣读：“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高拱听旨后，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从后赶来的张居正将他扶起。冯保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于死地，幸赖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力救，张居正“贻书相慰安，乃止。”，高拱得免于难。

张居正回故乡湖北江陵葬父，路过高拱的故里，专程探望高拱，两人相见掩面而泣，感慨不已，临终前高拱写了《病榻遗言》四卷，记述张居正勾结冯保阴夺首辅之位的经过，将张居正描述为阴险刻毒的人物，大骂张居正“又做师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鼓弄琵琶”。

高拱在新郑家中去世，葬于县城北郊今阁老坟村，以“高某担当受降，北虏称臣，功不可泯”，赠复原官，张居正死后，《病榻遗言》刊刻，此书在北京广为流传，催化了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