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死刑方式上，除了常规的绞、斩、杖毙之外，到了孝宗时期还把凌迟正式列入法定刑名中。

但在实际司法操作中，又特别强调谨慎和宽容，一般只要不是危害到统治的罪行，往往会从宽处理，或许是借此来凸显仁政。

其中有个翻异别勘制度，看起来充满了人情味，就是任何死刑犯只要在被行刑前大喊冤枉，那么他就会被发还重审，从而延迟死刑。

这个时候官府需要另派官员复审，或者另派一个司法机构重审，以示公正，一般需要小半年才能重新将流程走一遍。

当然，为了防止有人利用这个制度拖延时间，逃避制裁，这每个人翻异的机会是有限的，北宋时是三次，此时是五次。

也有例外的，比如宋孝宗时期，算是比较政治清明，据说有个人被判了死刑，但一直不服，每到处斩前就大喊冤枉。

可能是为了让犯人心服口服，居然让他如此伸冤十多次，最后连审判的官员都熬不住了，明明找不出犯人无罪的证明，可这人就是坚持喊冤。

最后没办法，只好请示孝宗，孝宗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还真就御批其免于死罪，让犯人捡回了一条命。

因此在大多数时候，宋朝每年处决的死刑并不多，有个别年份更是一个都没有。

在赵孟启看来，这种事情其实也是一种司法不公，甚至多少还有点虚伪，所以也不觉得自己不按律法判刑有什么问题。

另外，对官吏犯罪更是特别宽容，宋刑统甚至规定，‘在官犯罪，去官事发，或事发去官，犯公罪流以下勿论，余罪轮如律。’也就是离任后，有些罪名就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了。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宋朝对文官是真他娘的优容啊，好吧，其实也不只宋朝如此……

但眼下赵孟启很是看不惯这一点，忍不住就想撞上一撞，就算目前撞不动，撬开一点口子也是好的。

更何况，这吏治腐败的风气再不遏止一下，其它都是白折腾，即便没有蒙古人，这江山一样要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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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赵孟启这种想法，其他人却未必能理解。

就在场千多名举人来说，他们都愤恨慈幼局和居养院官吏的罪行，却有不少人认为燕王的惩罚太过残暴了，非明主所为，所以看向平台的目光很是复杂，甚至有些人还莫名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人群比较外围的地方，有几个举人来得比较晚，其中一人说道，“这剥皮之刑，似乎不逊凌迟，听说事后还要将其挂于贡院，这不是在侮辱我等读书人么？”

边上一名身材魁伟的举人拧起剑眉，清透的双目中浮出忧虑，“凌迟也好，剥皮也罢，都太过惨毒，感伤致和，亏损仁政，实非盛世所宜遵。”

“现在可不算什么盛世，正该用重典治政。”另一名看起来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却摇摇头，似乎对两位好友的观点不怎么赞同。

魁伟举人一愣，转头看了回来，“君直兄，莫非你觉得燕王做得对？天祥年轻识浅，未能看出其中深意，还请指教。”

原来这魁伟举人姓文，名云孙，字天祥，但参加解试时用天祥为名，过完年才二十一岁。

而最先说话的，是小他一岁的胞弟文璧，年纪大的则是谢枋得，字君直，三人都是江西人，过了解试后一起来临安应考。

谢枋得见文家兄弟俩都目光炯炯的看着自己，似乎不给个充分理由不罢休，不禁苦笑一声。

“哎，也说不上指教，只不过先祖先考都是官场中人，所以愚兄知道的内情稍微多一点罢了。”

他捋了一下思路，继续道，“说来，南渡之后论吏治最严、吏风最正之时，莫过于孝宗朝，当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

“但过后，官场风气却渐渐崩坏，清廉者日少，及至今日，若说贪残昏谬者常居六七，或许有些太过，但一半是绝对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