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年只好说道：“舒尔曼先生慧眼如炬，那篇文章的确是我与一位华人师兄共同探讨后得出的成果。”

“你的论文很有深度，”舒尔曼赞赏地说，“它成功搭建起了中西方哲学的沟通桥梁，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面对如此高的评价，李斯年感到有些不知所措：“您太过奖了。对了，舒尔曼先生，您认识我的老师杜威教授吗？”

舒尔曼先生脸上露出了怀念的神色：“哦，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当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创办附属的实验小学，实践他的教育理论时，我们就已经相互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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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年恍然大悟，他记得杜威教授是在1904年离开芝加哥大学的，如果那之前他们就已经结识的话，算来已是近二十年的交情了。

舒尔曼先生关切地询问道：“你是毕业了么？你的老师现在还好吗？去年他在京师讲学的时候，我们还曾一起探讨过教育学的诸多问题。”

李斯年将自己的情况解释了一遍之后，说道：“难怪，老师曾提及，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教育学新论》一文，正是根据去年的讲学中与一位老友深入讨论交流后的心得所撰写的。”

闻言，舒尔曼先生也流露出愉悦的神情，他随即向李斯年提出了一些哲学教育学方面的问题，仿佛是在考察这位老友的新弟子。而李斯年凭借着在归国途中对杜威教授笔记的深入研究，以及在教育学方面的深刻领悟，与舒尔曼先生相谈甚欢。舒尔曼先生的一些独到见解，更是让他受益匪浅。

作为一位在米国顶级名校担任了近三十年校长的教育家，舒尔曼先生在教育领域的学术贡献堪称卓越。他创新性地提出了“教学学术”的理念，并精准区分了几种容易被混淆的教学方法。同时，他还长期致力于教学和教师教育的研究工作，对案例法在教师教育中的价值给予了高度重视。

这次意外的交谈，不仅让李斯年对教育学领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更拓宽了他的学术视野，对他未来的学术旅程也大有裨益。

在谈话结束，李斯年即将离开的时候，舒尔曼先生语重心长的嘱咐道：“年轻人，身为一名教育学家，我衷心希望你能够珍惜青春，不断求知与探索。在你们华国，官员和商人层出不穷，但真正融汇中西的博学之士却难能可贵。愿你能成为那样的大学者，为世界贡献你的智慧。”

李斯年听到这段话很意外，但是对于舒尔曼先生的敬重却加深了一层，他没有说什么，深深鞠了一躬就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