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郑让我们先回去，于是我和王勇收拾了行李，去医院探望了阿支、和绿关的同事们告别，接着满是遗憾的踏上了回北京的路。

杨震之前因为这案子涉枪，故意不让我来这儿，我还想着回去后“找他秋后算账”，可是经历了这跌宕起伏的一个月后，现在心里反而变得格外平静，现在我只想多和我爸、杨震、朋友们待在一起，多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

五组的两位同事怡好也从外地办案回来，他们立了大功，组里嚷嚷着要庆祝，王勇听到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整整一天都提不起精神，我十分理解他的心情，毕竟王显民没抓到、钟四毛死了、阿支成了植物人，这案子怎么也不能算得上成功。

晚上王勇就坐在旁边生闷气，我也不想吃饭，杨震“碰巧路过”进来找我们俩“闲聊”，开导了我们俩好一阵子，我们俩渐渐回过神来。连陶非都在一旁笑呵呵地说，杨处不去当心理医生真是可惜了。

晚上回家后，我正要睡觉，突然接到了老莫打来的电话，他说听到了厂里有人提到枪。

老莫不方便，匆匆忙忙就把电话挂断了，但是我却再也睡不着:才刚死了一个钟四毛，难道说王显民非要顶风作案?

我把这事告诉了老郑，老郑的意思是没有证据先不搜查，但是要在暗中严加监视。他还说，自从钟四毛死后，三环汽修厂的气氛变得压抑紧张了许多，现在王显民不仅严格限制员工外出，就连外面的人想来修车，都要通过好几层身份核查，这么一来，到让厂里的生意冷淡了许多。

第二天早上，我一到组里就和老郑商量这事儿，老郑更是担心得连早饭都没吃，特地让孟佳跑腿去买了煎饼果子。

老郑的意思是，不能急，要稳住慢慢来。正说话时，少成匆匆忙跑进来，告诉我们五组的同事说，有人卖了四支自制管枪。

我顿时怀疑这事情和王显民有关，于是赶紧和少成赶去五组核实，然而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那两个卖枪的人，根本就没有见到买主，连音儿都没听见，仅仅通过短信联系，就完成了交易。

我越来越怀疑是王显民，这是他的行事风格，钟四毛才死，他就搞出这么大动静，他到底想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