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地方上，从百姓手上收上来的仍旧是实物。

最终到了户部，也只核对各地应送到的金花银数目。

这漫长的过程中，其实并不必千里迢迢真把银子从南方运到北方：如果在北京有人能直接拿出相应数额的银子，不是省事了吗？

其次，获得份额的地方上收上来的那部分粮食，按照一两银子四石的比例，这部分粮食就不用运到北方了，可以留下来。

是卖还是用，卖给谁？卖价多少，那还用说吗？

一石粮食如今的售价又是多少？

北方大约十一钱到一两，南方大约八钱到一两，这是没有大规模天灾的情况。

如果特殊时候，米价涨到两甚至更多也是有的。

也就是说，如果获得了金花银由单的府州有人出面把本府州应交上去的金花银承担了，那么那些粮食自然可以归他处理。

四钱银子一石，转手就是至少一倍的毛利。所得净利，商量好分成比例就好了。

于是最后，在北京的皇帝只知道自己每年固定有百万两白银入账，地方上的百姓仍旧上缴田赋以及各种加派、役银，而地方上的官绅总是抢夺着金花银份额、找各种原因拖欠金花银外的其余赋税、每逢“喜事”就盼着蠲免。

这便是从金花银入手的大明财计艰难真相之冰山一角。

如此金花银，上至天子，下至官绅，谁不称妙？

劝皇帝节俭，却从不劝减少金花银，原因就这么简单。

都是生意。

“国库空虚，财计艰难，年年都在喊。”朱常洛静静说道，“朕也不会就此大动干戈。若有地方因未言蠲免便不归心，明年金花银便不派该地，朕倒想看看他们不归心是想干什么。”

陈蕖听得心里一颤：这两件事还要挂钩？

朱常洛却继续道：“朕可以装糊涂，但别真的当朕糊涂。财计艰难是事实，有些府州因为灾祸，百姓负担过重，也确实可以酌情蠲免，但那是后面一事一议的恩典。举国蠲免？哼！无非数年一次，助长地方寻由头先积欠着、再待时蠲免的风气罢了！这份民心，也配称忠孝？”

用这一个简单的例子，三个内阁大学士之外的所有人正式认识了新君。

田乐是早就认识过的，但此刻仍心动神摇。

如用兵，多么直击要害的一招？但是太险了，直趋要害，锋芒毕露后便是群敌环伺。

“财计为何艰难，朕心里有些考量。”朱常洛又说道，“卿等心里应该也是了然的。朕奏请父皇和皇祖母撤了矿监税使，盖因这法子解决不了问题。今日留卿等议一议，就是看卿等有没有法子。诚如登极诏所言，节流一事，朕亲为表率在做了。如何开源，卿等为朕解忧。”

没一个人能立刻开口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