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统之下，又分设职务，天下三藏，再分置十统。

在沿用北魏的昭玄系统之外，大隋也保留了北齐的断事沙门。

而在地方上，在州设置僧正与沙门都等僧官。

广皇帝后，诏智顗为大沙门，委以佛法，令其弘护。

其实，大隋的这些僧官，远不像前朝僧官系统那样，拥有能左右天下朝局的实权。

皇帝，只是想借其声望，教化百姓，安抚僧众。

与此同时，大隋又以大兴善寺为国寺，内设立国内国外佛法交流教育机构。

在此，拜连提黎耶舍为外国僧主，主理对外佛事。

其主要职责，就是对外国僧人进行管理和安抚，并主持相关译经和交流活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隋还在大兴善寺，设“二十五众”。

什么意思？

就是由二十五位通达佛教义理的高僧，组成国家最高的佛学教育组织！

这个组织，专门负责执行佛教教化弘法工作。

在这里，佛法被分类为数科。

每一科，再各设一名众主，对前来大兴善寺的僧众进行教化、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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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夸张地说，当今大隋的许多明寺宝刹里，大多数学者僧及教化僧，皆出于此。

大兴善寺二十五众，是当今大隋最具权威的佛教学院式存在。

当然，这些高级法师或者二十五众，都是由皇帝亲自敕任的。

这些僧官，受到国家供养，但不设官阶。

所以，他们只是单纯的国家佛教学术机构，极大地改善了前朝教团涉政的恶劣风气。

广皇帝上台后，更加注重佛教的劝善化民，资助王化的作用。

他本人也非常笃信佛教，又对佛法有很深的造诣，平素结交的也是佛教领袖级别人物，如智顗、法安等。

为了加强对佛教的管理，他在鸿胪寺内增设两名少卿的专门职位。

这两名少卿，在辅助崇玄署对佛教控制的同时，也进一步削弱了昭玄寺的职权。

此外，逐步把佛教的管理收归到俗官之下，众多僧尼也都集中到官立大寺之中。

文帝时期遍布中央和地方的僧官，逐步得到废除。

针对前朝因无监察机构而导致僧官窳滥粗劣的情况，广皇帝再对佛教监察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

即在断事沙门的基础上，再设“寺监”。

而那些郡县的佛寺，全部改为道场。

郡县的道观，改为玄坛，各置监丞。

此等机构的职务，皆由俗官来担任。

而其权力范围，包括了监管中央僧官、严控地方寺院等僧务事项。

现在，大隋终于形成了对僧道全面监督的监寺观制度。

这种变革，也让大隋的皇权，可以更直接插手和管控佛教、道教。

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中央政府的诏令一旦下达，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直接影响到基层佛寺和底层僧众，以及其下的广大信众。

这一招，对于大隋帝国统治的巩固，善莫大焉！

这不，豫州总管府大总管、卫王杨子灿，就用上了！

他先是和杨侑、苏威、萧瑀等人，炮制出一道弘法扬善、安抚信众、归家生产的诏令。

然后，东宫监国朝廷便通过鸿胪寺崇玄署，颁诏昭玄寺、大兴善寺二十五众，开展轰轰烈烈的主题弘法活动。

大沙门，大法师，二十五众主等佛教高僧，分赴豫州总管府各郡，配合当地俗官进行对匪患、天灾过后的百姓，进行安抚、劝慰、治愈活动。

国家出钱、出物，各地方佛寺道场出人、出力，举办法会，广设粥场、医馆。

有的医学僧、天师，还背着药包、行走山野村落，进行弘法传道、救治、劝农、归田活动。

同时，地方官府和佛教人员联合，劝解流民归家，赊与种子钱粮、牲口农具，帮助其恢复生产。

一时间，大隋河南腹地，梵音袅袅。

正直，和雅，清彻，深满，周遍而远闻……

飘散在河南大地上的暴戾之气，为之一沉！

仅仅是佛教动，当然是不够的。

同样的诏令，也通过崇玄署下达到了道教管理和教务机构。

文帝当年夺权时，就利用道士力量为其大造过舆论。

即位后，自然不能忘记其帮助和重要作用。

文帝的开国年号——开皇，便取自道经。

和大力扶持佛教一样，文帝还在修建道观、度取道士方面，给予了大量的政策，以扶持道教发展。

相比而言，广皇帝对道教的关注比他爹更甚。

仅仅在大兴城，就为道教斥资修建了玄都观（通道观）等10 座道观。

至于在洛阳城内和京畿地区，就建造了24所道观，度化道士11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