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上午，范彬彬比墨染早一步到了西影厂。

不是她勤快，是秦同昨晚单独给她打了个电话。原话是“彬彬啊，明天早点来，带你看看厂里的编剧工作室，有些东西想让你们看看”。老头话说得客气，但范彬彬听出来了——这是想让她先探探路，看看繁星那边对西影厂的老底子有没有兴趣。她在圈里混了这么多年，这种话外音要是听不出来，那就白混了。

秦同派了个年轻干事领她上了二楼。小伙子二十出头，戴副黑框眼镜，走路带风，一边走一边背书似的介绍“这是咱们厂的资料室”“那边是审片室”，范彬彬嗯嗯啊啊地应着，眼睛早就被走廊两侧的东西勾走了。

这走廊，两个人并排走都嫌挤。两侧堆满了旧书和剧本打印稿，一摞一摞码得比人还高，有的用绳子捆着，有的干脆就那么裸放着，纸边从捆扎处翘起来，泛着不同程度的黄。

空气里有一股旧书和墨水混在一起的味道。不像图书馆那种被消毒过的干净味儿，更像是某个老教授的书房里，书被翻了几十年之后纸页本身散发出来的气息。

那个年轻干事推开编剧工作室的门，范彬彬走进去，第一眼看到的是三张木头桌子拼成一排。桌面上铺着墨绿色的绒布，绒布上烫了烟头烫出来的小洞，一个挨一个，像星座图。墙上钉着几排木架子，架子上塞满了书和剧本，有的装订成册，有的直接用尼龙绳捆着，绳头打了个死结，解都解不开。

靠窗那张桌子上的烟灰缸里积了一层烟灰，旁边搁着一本翻开的《收获》杂志，页面朝下扣着，像是看到一半被人放下了。

张松年坐在靠窗那张桌子前。

灰布夹克，老花镜滑到鼻尖。桌面上摊着几页手写的剧本大纲，字迹密密麻麻，旁边用红笔圈了好几处，圈到的地方墨迹比其他地方更深，显然是反复描过的。他右手握着支老式钢笔，笔尖悬在纸上，迟迟没落下去。

范彬彬认出他是昨天茶歇时跟她聊《红高粱》的那位老编剧。

她没出声，在张松年对面坐下来，顺手帮他整理桌上散落的稿纸。

张松年这才抬起头，摘下老花镜搁在稿纸上，揉了揉被镜片压出印子的鼻梁。“小范，你跟在墨导身边有段日子了吧，他最近手上有没有看中的本子？”

范彬彬把最后一摞稿纸码齐，在桌面上轻轻顿了两下，让边缘对齐。“目前还没有。国庆档刚打完，《天才枪手》的事才告一段落。他手上有几个IP，但都还没正式启动，编剧团队都没凑齐。”她把稿纸放回桌角，“张老师怎么想起问这个？”

张松年“嗯”了一声，站起来。

他走到靠墙那排木架子前，手指在一排书脊上慢慢划过。一本旧得起了毛边的书被他抽出来。

他吹了吹封面上的灰。

“这本书，厂里几个老编剧念叨了好些年了。”张松年把书放在范彬彬面前，“当年西影厂想拍，专门开了讨论会，剧本大纲都出了三版——”他用手指在书封上敲了两下，节奏不快，像在敲一扇很久没人开的门，“最后卡在版权上。厂里的预算你也知道，连设备更新都排着队等拨款，想买这本书的版权，不现实。”

范彬彬翻开扉页。里面夹着一张借书卡，纸质已经泛黄。上面只有三个人的名字。最近一个名字旁边用铅笔写了一行字，字迹已经很淡了——“可惜，可惜了。”

张松年坐回椅子上，重新戴上老花镜，手指在书封上又敲了两下。

“三个杀人犯，在逃亡路上捡了个弃婴。养了十几年，把那孩子当命根子供着。结果发现那孩子的父亲就是他们当年杀的那个人。”

他的语气到这儿还是平稳的。但接下来，语速慢了下来，像是从宽阔的马路拐进了一条窄巷子，每一步都在小心探路。

“这是我这辈子读过最好的华夏犯罪小说。墨导要是能拍，我这把老骨头还能跟着烧几年。剧本大纲不用从零开始，当年那三版我这儿都有底稿，拿过来往前提一提，接着往下走就行。”

范彬彬低头看着那张借书卡。三个名字，两遍“可惜”。铅笔写的字迹淡得快要看不见了，但笔锋还在——那三个“惜”字的最后一笔都拖得很长，像是写到那里的时候，手指不舍得离开纸面。

她抬头看向张松年。

张松年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很长，像是从十几年前那场讨论会上一直憋到现在。

“小范，我在西影厂待了快四十年了。”他把老花镜往上推了推，推到额头上，露出一双被镜片压出印子的眼睛，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这十几年写的本子，一个字一个字手写的，摞起来比我人都高。一个都没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