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追上去看看，可我怎么追也追不上，始终隔着那么一段距离。我在后面喊了一声：“哎，大姐，你是哪个村的？”她不理我，头也不回，还是那么不快不慢地走着。我迷迷糊糊地跟在她后头，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平时走那条小路回家，最多十分钟就到了，可那天我跟着那个女人走了快四五十分钟，还没到家。

后来她转到了一个大石头后面，我追过去一看，人没了。我站在那儿，手电筒的光柱在地上扫来扫去，只有石头，只有草，只有虫子在叫。我抬起头，四处照了照，后背一下子凉了——前面再走几步，就是一个很高的土崖子，崖下面是乱石堆。月光照在那些石头上，白惨惨的，像一张张咧开的嘴。要是再往前走上几步，我非摔下去不可。

我掉头就跑，一口气跑回家，浑身都是冷汗。那件花棉袄上的花纹，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后来我跟爷爷说起这事，爷爷正坐在门槛上抽旱烟，听我说完，烟杆子从嘴里拿下来，在鞋底上磕了磕。他叹了口气，说：“那女人穿的，是寿衣。你遇上的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心里有数。”

爷爷还给我讲过另一个故事。

他说他小时候，村里来了个卖豆腐的货郎，挑着担子满村叫卖。那货郎是个外乡人，嗓门大，一声“卖豆腐——”能传出去半条街。有一天下午，他不知怎么走到了村东头的芦苇荡边，放下担子歇脚。芦苇荡里长着一人多高的芦苇，风一吹，哗啦哗啦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头翻腾。有三个本村人去找他买豆腐，正说着话，芦苇丛里忽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接着是一股腥风，又腥又凉，像从地窖里吹出来的。一条大蛇从芦苇里蹿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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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说那蛇浑身灰白色的花纹，脑袋比脸盆还大，两只眼睛像两盏绿灯笼。它吐出来的信子有一米多长，在空中甩来甩去，甩一下，那“嘶嘶”的声音就响一下。那三个人吓得掉头就跑，腿都软了，跑出去老远才敢回头。货郎来不及跑，只好蹲下来，躲在扁担后面。大蛇一头撞过去，把豆腐担子撞翻了，豆腐洒了一地，扁担断成两截。货郎倒在地上，浑身抽搐，嘴里的白沫子往外涌，眼睛瞪得老大，没几下就不动了。大蛇围着他的身体转了几圈，头低下来，凑到他的脸边，信子差点舔到他的鼻子。可他不动了，大蛇好像没了兴趣，掉头钻回了芦苇荡，草叶子哗啦哗啦响了一阵，就安静了。后来村里人赶去的时候，货郎已经死了，脸上的表情像是看见了什么这辈子最可怕的东西。那三个跑掉的人说，那蛇不吃死物，货郎要是没死，怕是要被整个吞下去。

爷爷讲这事的时候，手指头夹着烟，烟灰掉了一裤腿。他说那芦苇荡后来再也没人敢去。可每年夏天，总有那么一两个晚上，芦苇荡那边会传来一阵低沉的、像牛叫一样的声音，闷闷的，从地底下翻上来。老人们说，那是那条蛇在换皮。

上高中那年，我同桌给我讲了一件事。

他姓林，叫林杰，平时不爱说话，成绩中等，坐在靠窗的位置，没事就望着窗外发呆。有一天晚自习，教室里很安静，只有笔尖在纸上划拉的沙沙声。他忽然转过头来，压低声音对我说：“我跟你说个事，你别告诉别人。”

我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