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小军，生在四川达县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子里。村子藏在山坳里，几十户人家，出门是梯田，抬头是山梁。那年我十二岁，正是一个什么事都不懂、什么事都好奇的年纪。可那年夏天发生的事，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那是七月里的一天，天热得人睡不着觉。我躺在堂屋的竹床上，翻来覆去，迷迷糊糊刚要睡着，忽然耳朵里钻进一个声音——有人在唱歌。不是我妈哼的摇篮曲，不是隔壁婶子骂娃的调子，是从远处田埂上传来的，飘飘忽忽的，一个女人在唱。那声音不大，可在这寂静的夜里，每个字都清清楚楚。调子很慢，拖得长长的，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幽怨，像是什么人受了委屈，又像是在等什么人回来。歌词我听不太懂，不是我们四川话，也不是山歌，软绵绵的，黏糊糊的，像是收音机里放的那种上海滩的歌。

我推了推身边的我妈：“妈，谁在唱歌？”我妈也醒了，她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脸色一下子变了。她没回答我，翻身下了床，走到门口，把门推开一条缝，往外看了看。门外月光淡淡的，照在院坝的青石板上，白惨惨的。歌声还在飘，忽远忽近，像是从梯田那边翻过来的。我妈把门关上，插上门闩，低声说：“别出去，别吭声。睡你的觉。”她的声音有点发紧，我从来没见她这样过。我不敢再问，缩在被窝里，捂着一只耳朵，可那歌声像针一样，隔着一层棉被也能扎进来。

那一夜，歌声断断续续唱了一个多钟头，才慢慢消失在风里。

第二天，消息像炸了锅一样传遍了整个村子。不止我们家听见了，村东头的赵大爷、村西头的刘婶、住在梯田边上的孙家老两口，都说自己听到了。有人说是鬼在唱，有人说是山精，还有人说是从前逃荒来的一个女人死在田埂上，魂儿没走。老人们脸色阴沉，蹲在墙根下抽烟，谁也不肯多说。可到了夜里，那歌声又响了。还是那个调子，还是那个女人，从九点多一直唱到后半夜，中间停了几次，又接着唱，像是唱不够似的。

白天，几个胆子大的后生结伴去梯田那边查看。他们翻过土坡，拨开草丛，在田埂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遍，连根头发丝都没找到。没有脚印，没有衣裳，什么也没有。梯田下面是一条干涸的溪沟，沟里长满了矮竹和荆棘，钻不进人。他们骂骂咧咧地回来了，说明明声音就从那儿传来的，怎么就没人呢？

可天一黑，歌声照旧。

日子一天天过去，那歌声不但没停，反而越来越猖狂。起初只在后半夜唱，后来天一黑就开腔，有时候唱到天边泛白才歇。调子换了好几回，有时是缠绵的抒情曲，有时是咿咿呀呀的戏腔，又尖又细，像是在哭，又像是在笑。我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夜上海”，可后来我在电视上听见那些老歌的时候，浑身汗毛一下子竖了起来——就是那个调子。一模一样的。可我保证，那时候我们村里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机，连电都是刚拉上没几年的。谁也不晓得那个女人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歌。

村子快炸了。女人们不敢出门上茅房，孩子们吓得整夜整夜哭，男人们聚在谁家的院子里，蹲在地上抽旱烟，烟头的火星在黑暗里一亮一亮，像是一双双不敢闭上的眼睛。有人说这是个妖怪，迟早要害人；有人说不能惹它，得烧香拜它；还有人提议搬家。可搬到哪里去？山外头的世界，他们连路都不认识。

终于有一天，村长受不住了。他把村里几个说了算的老人叫到家里，关上门商量了半宿。第二天，消息传遍了：全村出动，抓那个唱歌的女鬼。

那天傍晚，太阳还没落山，家家户户就准备好了。男人们把砍刀别在腰上，女人们把擀面杖握在手里，孩子们也被允许跟着——毕竟人多壮胆。到了七点多，几十号人聚在晒谷场上，黑压压一片，有的举着火把，有的提着马灯，火光照得人脸通红。村长站在队伍前头，把嗓门压得低低的：“今天夜里，它在哪里唱，我们就往哪里走。谁都不许单个跑，谁都别掉队。发现东西，先喊后动手。”

我跟着我爹，攥着一根扁担，手心全是汗。队伍沿着田埂朝梯田那边移动，火把的光连成一条长蛇，在山腰上慢慢蜿蜒。那歌声还在响，比往常还响，像是故意挑衅。我们越走越近，歌声越听越清，是一个从来没听过的调子，词含混，曲调却清清楚楚，一个字一个字地往耳朵里钻，像有人贴着你耳根子在唱。我的腿开始发软，可我爹走在前面，我不能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