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人都知道，那座陵园早年间是几个村子的乱葬岗，埋过无主尸、夭折的孩子，还有上吊投井的枉死人。后来平了坟修了路，可那股阴气一直没散。陵园建成后招工，附近村民给再多钱也不愿去。老刘劝过老领导：“咱们换个地方吧，那地方不干净。”老领导不信这些，说：“堂堂军校，怕什么？”老刘没再吭声，可每次开车从那条路经过，他都会不自觉地加快油门。

四年后的一个秋天，老刘病了。

白天就有点低烧，浑身酸软，像是被人从骨头里往外抽力气。可老领导那几天接待上级，天天有饭局，老刘硬撑着开了一整天车。到了夜里十一点多，才把喝了不少酒的老领导送回军校。老领导下车时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刘，你也早点回去休息。”老刘点点头，嗓子眼里像堵了团棉花，没说出话。

他一个人开车往市区赶。车窗外的风灌进来，带着山里的湿气，吹得他脑袋发沉。发烧越来越重，手脚开始发抖，虚汗把衬衫湿透了，贴在身上冰凉。他咬紧牙关，想把这段路撑过去，可开到那条紧挨陵园的快速路上时，实在撑不住了。他把车靠边停下，拉了手刹，拧开保温杯灌了两口热水。水滚过喉咙，烫得他龇了下牙，可身上的寒意一点没退。

车熄了火，四周一片漆黑。路灯隔得很远，昏黄的光在雾气里化开，像一团团浑浊的棉絮。风吹过路边的杨树，叶子哗啦哗啦响，像是有人在低声说话。老刘靠在椅背上，闭着眼，想缓口气再走。

迷迷糊糊中，他睁开眼往车窗外瞟了一下。

就那一下，他浑身上下的血一下子冻住了。

路边的树林里，飘着一团红色的东西。那东西足有脸盆大，圆滚滚的，像一团发光的肉球，在半空中一上一下地浮动，边缘模糊，像是被热气蒸腾着的，又像是什么东西的心脏在跳动。那光是暗红色的，不是灯笼或车灯那种亮，而是从内部渗出来的、像血在水里晕开的那种光。更渗人的是，那团红光周围，有几个白色的人影在缓缓转动，像是在围着那团东西转圈。那些人影模模糊糊，看不清五官，也看不清脚，只能看出穿着白色的长衣，衣摆拖在地上，随着转动轻轻飘起。她们的动作缓慢而整齐，像是在跳舞，又像是在举行什么仪式，一圈，又一圈。

老刘的脑子“嗡”地炸了。他当兵十几年，演习、抢险、甚至边境摩擦都经历过，见过血，见过死人，可他从没见过这种东西。他的右手从方向盘上滑下去，抖着去够点火开关，钥匙孔对了好几次才插进去。他猛地拧了一把，发动机轰的一声响，车灯亮了。光圈扫过树林，那团红光和白影瞬间消失了，像是被灯光刺破的肥皂泡。

他不敢再看，一脚油门踩到底，车子猛地窜了出去。轮胎在地上打滑，发出尖锐的叫声。他从后视镜里瞄了一眼，树林里黑漆漆的，什么都没有。可他的心跳快得像擂鼓，指甲掐进方向盘的真皮套里，留下四道深深的印痕。

他以为这就过去了。

可还没开出两公里，远光灯就照出了前方的路面上站着一个人。那人穿着黄色的衣服，从头裹到脚，像那种防化服，连脸都遮住了。衣服的材质在灯光下反着暗哑的光，没有反光条，没有拉链，像是完整的一体。他就那么直直地站在路中央，一动不动，像一根钉在地上的桩子。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张着。

老刘猛打方向盘，贴着那人的身侧冲了过去。那距离近得他几乎能感觉到那人身上的温度——不，没有温度，像是一阵冷风从车旁擦过。他不敢停车，不敢回头，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开，快开。他上了立交桥，盘旋下桥，开到桥底下一处有路灯的岔路口，终于撑不住了。他把车停在路边，手刹拉了两下才拉紧，然后整个人趴在方向盘上，大口大口地喘气。仪表盘的光照着他的脸，惨白惨白的，额头上全是汗，分不清是发烧的虚汗还是吓出来的冷汗。

他点了一根烟，手还在抖，烟灰掉了一裤腿。他狠狠吸了两口，辛辣的烟雾冲进肺里，呛得他咳了几声，可好歹觉得胸口没那么闷了。路灯的光从车窗外照进来，在地毯上投下一个昏黄的圆。他看着那个圆，告诉自己：没事了，到市区了，有人有车，那东西不会再跟来了。

然后，他听见后车窗被人敲了三下。咚，咚，咚。

每一下都像是直接敲在他心脏上。他猛地转过头——

那个穿黄衣服的人，正站在他的后车门外。

隔着茶色的玻璃，那件黄色的防化服在路灯下泛着暗沉沉的光。没有五官，没有表情，只有一个圆圆的、光滑的轮廓，面朝着他，距离不到一尺。他的脸几乎贴着玻璃，可玻璃上没有任何雾气——那东西不呼吸。他的手套——如果那也算是手套——搭在车窗上，五指微微弯曲，像是在等他把门打开。

小主，

老刘只看了那一眼，胸口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猛地攥住了，喘不上气，喉咙里发出“嗬”的一声。他想喊，喊不出来。他想发动车，手指已经不听使唤了。眼前的一切开始旋转，车顶的阅读灯、路灯光、仪表盘的绿光，搅在一起，像一锅沸腾的颜料。然后，什么都黑了。

等他醒来，人已经躺在医院里。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床单，消毒水的味道刺鼻地灌进鼻孔。床边站着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还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他的额头贴着退烧贴，胳膊上扎着留置针，嗓子干得像塞了一团棉花。警察问他叫什么名字、住哪里、昨晚发生了什么事，他哑着嗓子一五一十地说了——红色肉球，白影，黄衣人，敲车窗。他说完之后，看见警察和医生飞快地交换了一个眼神。那眼神他看懂了——他们都以为他烧糊涂了，做的梦。

可他心里清楚，不是梦。他昏迷前最后一个画面清清楚楚：那个黄衣服的人站在他车外，隔着玻璃直直地面对着他，一只戴着黄色手套的手还搭在车窗玻璃上，五指微张，像是曾经想要伸进来。

他在医院住了三天。烧退了，身体也恢复了，可那条路他再也没有走过。每天晚上送老领导回军校，他宁可绕二十公里山路走另一条路，也不肯从那座陵园边上经过。老领导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条路晚上不安全，上次差点出车祸。”老领导看了他一眼，没再追问。

可老刘知道，老领导那一眼里藏着什么——他大概也听说了那座陵园的事，只是不愿说破。

后来有一次，老刘跟朋友喝酒，几杯下肚，又提起了这件事。朋友问他：“会不会真是什么东西？你当兵的，不该怕这个。”老刘把剩下的半杯酒一口干了，杯子搁在桌上，手却没松开。他看着杯底残存的酒液，缓缓说了一句：“那条路上到底有什么，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可我知道，那晚上我车里，后来多了一个人。”

朋友愣住了：“你怎么知道？”

老刘没回答。他的手指节泛白，指腹磨着玻璃杯的杯壁，发出细微的“嗞嗞”声。窗外的风吹进来，窗帘鼓了一下，又瘪了下去。那声音很像有人在后车窗上轻轻敲了三下。咚，咚，咚。

谁也没有再开口。

老刘是个退伍兵，在部队待了十几年，后来给一位老领导开车。老领导调到西安郊外的一所军校当校长，老刘也跟着去了。那所军校新校址选在一片开阔地上，风景不错，价格也便宜，老领导很满意。可老刘心里一直不踏实，因为那块地紧挨着一座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