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春闱如期而至。

这是萧瑾珩登基后的第一次会试，意义非同寻常。

二月的京城，春寒料峭。

护城河的水面上还漂着薄薄的冰碴子，河岸边的柳树已经冒出了鹅黄色的嫩芽。

街上的行人还裹着厚棉袄，缩着脖子走路，可空气里已经能嗅到春天的气息了。

从去年秋闱之后，各地举子便陆续进京。

京城的大小客栈住满了赶考的书生，连带着城外的寺庙、道观都挤满了人。

有的举子住不起店，就在城隍庙的廊檐下打地铺，裹着自带的那床薄被，在二月的寒风里瑟瑟发抖。

茶馆酒肆里到处是吟诗作对、切磋文章的读书人，连带着笔墨纸砚的铺子都生意兴隆。

会试三场，每场三日，从二月初九考到二月十八。

九天里，贡院大门紧闭，数千举子被关在那一间间窄窄的号舍里，白天写文章，晚上和衣而卧，连翻身都费劲。

考场上，数千名举子伏案疾书。

今年的题目，是萧瑾珩亲自出的。

他没有出那些四平八稳的经义题，而是出了一道策论，“论农工并重之必要”。

这道题一出，考场里不知道多少人大眼瞪小眼。

以往的策论，不是论治国之道，就是论民本之要，至多论论边防军务，都是规规矩矩的老路子。

可“农工并重”是什么？工也能和农并重？

士农工商，工排第三，那是末技，是杂流，怎么能跟农相提并论？

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有个举子当场就傻了，手里的笔啪嗒掉在地上，滚出去老远，他都忘了捡。

他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农工并重？农工怎么并重？

另一个举子抓耳挠腮，把头发都揪下来好几根，还是没想出个头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