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初十，傍晚。

沈家小院里，沈建国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里的火星在暮色中明明灭灭。李秀兰在灶房忙活，锅铲碰撞的声音格外清晰。沈卫国在编最后一个竹篮，手指被竹篾划破了也不觉。沈建军在数鸡蛋——这几天他跑了八个村子，收了一百三十六个鸡蛋，用麦秸仔细地垫在筐里。

沈知秋坐在堂屋的煤油灯下，面前摊着几张稿纸。她在给省报写第三篇文章，题目暂定《农村家庭副业的现状与思考》。笔尖沙沙作响，但她的心思并不完全在稿子上。

她在等。

等那三百块钱。

太阳已经落山了，天边只剩一抹暗红的余晖。按照三天前的约定，腊月初七太阳落山前，沈建业必须把钱送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沈建国抽完一锅烟，在门槛上磕了磕烟灰，站起身：“我出去看看。”

“爹，别去。”沈知秋放下笔，“该来的总会来，不该来的求也求不来。”

话音刚落，院门口传来脚步声。

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

沈建业来了，身后跟着沈国富。两人都空着手，没拿东西。

沈建军立刻站起来，握紧了手里的扁担。沈卫国也放下竹篮，站起身。

沈建国迎上去：“大哥……”

沈建业没理他，径直走进院子，目光扫了一圈，最后落在堂屋门口的沈知秋身上。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蓝布包，扔在院子中央的地上。

布包落地，发出沉闷的响声。

“三百。”沈建业的声音嘶哑，“一分不少。你数数。”

沈知秋没动。她看着地上的布包，又看看沈建业，脸上没什么表情。

沈建业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又补了一句：“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两清。河滩地开春你们收回去，以后各过各的，井水不犯河水。”

沈知秋这才站起身，走到院子中央，弯腰捡起布包。她没数，直接递给身后的李秀兰：“娘，您收着。”

然后她看向沈建业：“大伯，钱我们收了。地开春我们收回。至于两清不清……”她顿了顿，“只要您不再找我们麻烦，我们自然不会惹事。”

这话说得留有余地。

沈建业哼了一声，转身就走。沈国富跟在后面，走到院门口时，回头看了沈知秋一眼，眼神复杂。

两人消失在暮色中。

院子里安静下来。

李秀兰颤抖着手打开布包，里面是三沓钱——十元一张的，三十张，整整齐齐。她数了一遍，又数一遍，眼泪掉下来：“三……三百……真的是三百……”

沈建国蹲下身，抱住头，肩膀微微颤抖。

沈卫国和沈建军相视一笑，眼里都有光。

沈知秋却没什么喜悦的表情。她走回堂屋，重新坐下，拿起笔继续写稿子。

“知秋，你……”沈建军走进来，“你不高兴？”

“高兴。”沈知秋头也不抬，“但三百块钱只是开始，不是结束。咱们的路还长着呢。”

她说的没错。

但对沈家其他人来说，这三百块钱，是十几年来第一次从沈建业家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是第一次，挺直腰杆，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这意义，远大于三百块钱本身。

当晚，沈家吃了顿丰盛的晚饭——腊肉炒白菜，蒸鸡蛋羹，还有李秀兰特意烙的白面饼。

饭桌上，沈建国喝了口酒——那是沈建军用鸡蛋换的半斤散酒。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脸上终于有了笑容：“今天……今天是个好日子。”

李秀兰不停地给儿女夹菜：“多吃点，多吃点。”

铁蛋和小花啃着白面饼，笑得眼睛弯弯。

沈知秋看着这一幕，心里暖洋洋的。前世，这样的温馨时刻太少太少。这一世，她要让这样的时刻，成为常态。

饭后，沈知秋把三百块钱拿出来，当着全家人的面分配。

“一百块，存起来做应急。”她把一沓钱推给李秀兰，“娘，您收好，谁要都不给。”

李秀兰郑重地点头。

“五十块，给大哥。”沈知秋又拿出一沓，“大哥去省城上学，要置办铺盖、脸盆、暖壶，还要留点生活费。”

沈卫国想推辞，被沈知秋按住：“大哥，别推。这是你应得的。”

“三十块，给二哥。”沈知秋拿出第三沓，“二哥的商业学校虽然补贴多，但也要有点钱防身。而且，你做小生意需要本钱。”

沈建军接过钱，眼睛亮晶晶的。

“二十块，给三哥。”沈知秋看向沈建设，“三哥如果政审通过要去部队，也需要置办点东西。部队虽然管吃管住，但有点钱在身上，总是好的。”

沈建设憨厚地笑了：“我不用，给妹妹吧。”

“我还有。”沈知秋说，“剩下的钱，留给我去北京的路费，还有家里日常开销。”

她分完钱，看着家人：“这只是开始。等开春河滩地收回来，咱们好好种，一年能多收不少粮食。二哥的小生意做起来，也能挣点钱。等我们都上了学，毕了业，工作了，咱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小主，

她说得很笃定，像在陈述一个既成事实。

沈家人都信了。

因为过去这几个月，这个十八岁的姑娘说过的每一件事，都成了真。

夜深了，沈家人各自睡下。

沈知秋躺在炕上，听着身边母亲的呼吸声，心里盘算着下一步。

三百块钱解决了燃眉之急，但还不够。去北京的路费、学费虽然可以申请减免，但生活费总需要。而且，她还想在去北京前，给家里多留点钱。

另外，政审的事还没完全解决。虽然郑局长答应了帮忙，但赵志刚那边肯定还会使绊子。得想个办法，一劳永逸……

想着想着，她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