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底的北京，秋意已经很深了。

什刹海边的白杨树落尽了叶子，光秃秃的枝干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像是用炭笔在宣纸上勾勒出的线条。湖水一天比一天凉，摸上去刺骨，偶尔有几只野鸭在水面上游过，留下一道细细的波纹，很快又归于平静。

高寒从学校回来，推着自行车走到楼下。她穿着一件灰色的棉布外套，领口处露出深蓝色夹袄的毛边，脖子上围着那条洗得发白的羊毛围巾。秋风把她鬓角的碎发吹起来，她抬手拢了拢，然后弯腰锁好自行车。

她上了楼，掏出钥匙开门。屋子里有些阴冷，她走到窗前，把窗户关严实了，然后脱下外套，挂在门后的钩子上。

桌上堆着学生的作业本，她坐下来，翻开一本，拿起红笔开始批改。改了几本，她停下来，揉了揉眼睛，又看了看窗外。天色暗下来了，路灯亮了，昏黄的光透过窗户洒进来，在桌面上投下一片朦胧的光影。

她站起身，打算去倒杯热水。走到桌边时，余光瞥见桌上放着一封信——是她回来时顺手放在那里的，还没拆。

信封是白色的，右上角贴着一枚美国邮票，盖着纽约的邮戳。字迹她很熟悉，但比以前更抖了，有几处明显写歪了，又用笔描了一遍，留下重叠的墨痕。

她放下水杯，拿起信封，撕开封口，抽出里面的信纸。

信纸叠得整整齐齐，打开来，是竹内云子的字迹：

“高寒小姐：

纽约的秋天来了，中央公园的叶子黄了，落了一地。我走不动了，只能在窗户里看看。窗台上的茉莉今年没有开，也许是老了，也许是忘了。你窗台上的那盆茉莉，还在吗？

竹内云子”

高寒拿着信纸，在窗前站了很久。

窗台上，那盆新茉莉开了。白色的花朵，小小的，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但花瓣层层叠叠，舒展得恰到好处。一股淡淡的香气若有若无地飘散开来，清冽而幽远，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歌声。

那盆枯枝还立在旁边。干巴巴的，褐色的，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但它依然立着，姿态挺拔，像是在坚守着什么。

她看看新茉莉，又看看枯枝，目光在两者之间来回游移。

她想起竹内云子窗台上的那盆茉莉。也许明年也不会开了，也许永远不会开了。但没关系。花不开，枝还在。枝枯了，根还在。根烂了，土还在。土还在，春天就还在。

她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然后走到桌前坐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新的信纸，铺平，拿起钢笔。

她蘸了蘸墨水，开始写回信：

“云子：

窗台上的茉莉开了。白色的，很小，但很香。那盆枯枝还在，我没有扔。它们并排摆在窗台上，一个枯了，一个开着，我看着它们，就觉得什么都还在。

北京的秋天也深了。什刹海的叶子落光了，湖水凉了，我去了一趟潭柘寺，看了那棵一千多年的银杏树。叶子全黄了，落了一地，金灿灿的，像铺了一地的金子。我站在树下，想起你说过的话——树在，人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