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三天里，一切如常。

惠漫心照常送孩子上学、去公司上表演课、回家做饭。

盛氏健康那边没有发来更多消息，那封承诺的“处理记录”也迟迟未到。

她没催，只是每天在记事本上记一笔日期，像在等待一个必然会到来的节点。

第四天下午，庄翊铖给她发来了一条消息：“盛凌霄出国了。今早的航班，目的地是欧洲，名义是医疗行业考察。”

惠漫心放下手机，思考了片刻，然后给盛凌霄的号码发了一条简短的询问消息，语气客气，没有追问的意味：“盛医生，处理记录那边有进展了吗？”

消息发出后，对方迟迟没有回复。

当天晚上她再发一条，依然石沉大海。

到了第二天，她看到盛凌霄的微信朋友圈更新了一张机场候机厅的风景照，配文是“出发，去看一些新东西”。

评论栏里有共同好友问“去哪里”，他没有回复那条评论。

也是在同一天，她的朋友圈里出现了欧阳朔的动态，定位显示南方某城市，配图是一张老宅院落的飞檐特写，文案写着“收了几件有意思的物件”。

又过了一天，莫临渊的律所合伙人以“境外取证”为名接了一个跨司法管辖区的案子，莫临渊本人已经离开了京城。

武曜彰那边没有公开发布行程，但据宁雪公司一位和她相熟的人士说，“武总最近不在国内。”

四个人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全部出境，理由各不相同，时间分岔，路线不重叠。

如果分开来看，每一个人的行程都合情合理：医疗考察、古董采购、境外取证、投资项目调研。但合在一起看，这种集体性、同步性的“不在场”，很难让人不觉得其中有关联。

庄翊铖把这条观察发给惠漫心的时候说了一句很直白的话：“他们在避风头。”

惠漫心看着屏幕上那四个字，没有回复。她默认了这个判断，因为这和她的推测基本一致，但她在意的不是“他们在躲”，而是“他们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