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下的人听完，却没有像林渊想象中那样立刻欢呼，甚至连脸上的神情都没多大变化。

有人低着头扒拉鞋尖上的泥，有人把怀里瘦得像干柴一样的孩子往里紧了紧，还有几个眼珠子乱转的，互相递着眼色，眼神里全是毫不掩饰的怀疑。

这一路上，这种好听话他们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到了上一个县，官府说前面有粮；跑到了下一个地方，又说只要肯干活就给安置。

等把人骗过去，最多赏两碗能照见人影的稀粥，接着就是冰冷的一句话：继续往南走。

至于原因，大家心照不宣。北边还在跟匈奴打仗，地方上的官老爷怕流民多了惹事，更怕胡人的马蹄子追过来，谁也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

这是下面突然有人壮着胆子喊了一声：“大人！”

林渊顺着声音看过去，是个三十来岁的汉子，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麻布衫，身边猫着个面黄肌瘦的妇人，还有两个光着脚丫子的半大孩子。

那汉子见林渊眼神扫过来，下意识缩了缩脖子，但还是硬着头皮问道：“俺们要是真留在这儿落户分了田……以后这税，到底怎么交？”

这话一出，原本沉寂的人群瞬间像是炸了锅，低沉的附和声此起彼伏。

“对啊，税怎么算？”

“除了正税，粮差、鞋脚钱还有杂派怎么给？”

“一年得服几回役？抽不抽壮丁？”

听着这一声声逼问，林渊顿时反应过来。对这些被逼绝路的黎民百姓来说，给不给地固然要紧，但有了地之后朝廷和官府要抽走多少髓吸多少血，才是关乎一家老小死活的大事。

大雍的平民百姓，当年明明有不少手里是有几亩薄田的自耕农，可最后为什么宁愿把田贱卖给地主，卖身为奴去当下人、当佃农？

道理再简单不过。按朝廷的制度，定的是“十税一”，一亩地收一百斤粮，朝廷只抽十斤。可这账面上的规矩，到了地方官手里就是另一回事了。

地方上的县令大多是流官，寒窗苦读、甚至倾家荡产打点关系才换来这一身官袍。他们跨进县衙大门的第一念头，就是赶紧把本钱捞回来，顺便给京城的靠山送年节礼。

朝堂派系倾轧，非世家门阀出身的官员根本没有上升通道，既然仕途顶到了头，多捞些银子便成了唯一的企图。

县令被称为“百里侯”，整个县城的吃拉撒杀、衙役官差的口粮银钱，全得从这方圆百里的地皮里刮出来。

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还能勉强维持，一旦遇上旱涝蝗灾，地里颗粒无收，官府可不管你的死活，该交的粮税一斤都不能少。

交不上？可以，官府给你记账，利滚利。

更绝的是到了前线要打仗抽丁的时候，指名道姓按户要人。县令找不到人交差就要落得个办差不力的罪名，他们自然不会替老百姓去服役。

家里本就没存粮，顶梁柱再被抽走，一家老小除了卖身卖女，就只有逃荒一条路。

信息闭塞，层层盘剥，每个有权的人都在为自己打算，最终只能搞得民不聊生。

至于找上级官府告状？在大雍的律法里，“民告官”本就是大逆不道，不论曲直先挨二十大板。

没有通行路引，连县界都跨不出去；就算跑到了府城，掌管司法的大官员指不定就是县令的亲叔伯，这一棒子打下去，连命都得留在公堂上。

这些血淋淋的教训，这群流民早已用命领教过了。

林渊抬起手，往下按了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