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第一个周末，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像是蒙了一层薄纱。风从西北方向吹来，带着干燥的寒意，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似的。院子里的老槐树抖落最后几片黄叶，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是老人干枯的手指。

高寒正坐在窗前看书，忽然听见楼下传来喊声。

“高老师！高老师！”

是隔壁刘老太太的声音，嗓门很大，带着一股子急切。高寒放下书，走到门口，拉开房门。刘老太太站在一楼楼梯口，仰着头，一只手扶着栏杆，另一只手冲她挥舞着。

“高老师，电话！国际长途！你快下来，别让人家等久了！”

高寒心里一紧，快步下楼。她的脚步很急，木质的楼梯在她的脚下发出急促的吱呀声，像是一首没有节奏的曲子。她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外套，头发随意地披散着，几缕发丝在奔跑中飞扬起来。

“谁打来的？”她一边下楼一边问。

“说是叫竹内什么的，一个日本名字。”刘老太太说，“声音听着挺老的，说话慢吞吞的。你别聊太久啊，国际长途贵着呢。”

高寒点点头，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一楼，走进楼梯拐角处的电话亭。

电话亭很小，只能容一个人转身。墙上挂着一部黑色的拨盘电话，听筒搁在一旁，垂下来的电话线在空中微微晃动。她深吸一口气，拿起听筒，贴在耳边。

“喂？”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轻微的电流声，然后是竹内云子的声音。那声音比以前更老了，沙哑的，干涩的，像是秋天的风吹过干枯的树叶，发出簌簌的声响，仿佛随时都会断裂。

“高寒小姐，是你吗？”

“是我。”高寒说，声音有些发紧，“云子，你好吗？”

“还好。”竹内云子的声音很慢，每个字之间都有长长的停顿，像是要积攒足够的力气才能说出下一个字，“就是走不动了。今年冬天腿疼得厉害，下不了楼了。”

高寒握着听筒的手紧了紧。她能想象出竹内云子的样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蜷缩在纽约某栋公寓楼的房间里，腿上盖着厚厚的毯子，望着窗外的中央公园发呆。

“看过医生了吗？”高寒问。

“看过了。医生说，年纪大了，没办法。”竹内云子说，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我现在每天都坐在窗户边上，看看中央公园。树叶子黄了，落了一地，很好看。”

高寒没有说话。她能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细微呼吸声，缓慢的，吃力的，像是风箱在拉动。

“那盆茉莉呢？”高寒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高寒以为信号断了，正要开口，竹内云子的声音又响起来，带着一丝微弱的光亮：“还在。开了几朵，白色的，很小。你窗台上的那盆，还在吗？”

“还在。”高寒说，“枯了好几年了，但还立着。旁边又养了一盆新的，开了花，很香。”

“枯了还立着，新的又开了。”竹内云子的声音里似乎有了一丝笑意，虽然很淡，但确实存在，“这样好。旧的留着，新的长着。一代一代，不会断。”

高寒的眼眶有些发热。她抬起头，看着电话亭的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盏昏黄的灯泡，发出微弱的光芒，在狭小的空间里投下模糊的影子。

“你还好吗？”高寒问，“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