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的秋天来得很准时。

十月刚到，北京的白杨就开始落叶了。金黄色的叶子铺在文津街上，厚厚的一层，踩上去沙沙作响，像是秋天在脚下低语。风从西北方向吹来，带着凉意，但并不刺骨，恰到好处地提醒人们该加衣服了。

高寒从北大下课回来，推着自行车走在湖边。她穿着一件新做的深蓝色夹袄，领口镶着一圈灰色的毛边，针脚细密匀称，一看就是用心缝制的。这件夹袄是隔壁刘老太太去世前做的最后一件衣裳。刘老太太今年春天走的，走的时候很安详，没什么痛苦，像是睡着了一样。临走前三天，她把这件夹袄交给高寒，说：“高老师，你一个人过日子，也没个人照顾。我给你做了件夹袄，入了秋就能穿。还有那盆茉莉，你养着吧，养盆花，有个伴儿。”

高寒当时接过夹袄和花盆，想说谢谢，嗓子眼却堵得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刘老太太摆了摆手，笑了笑，那笑容很淡，像是秋天最后一朵菊花的绽放。

现在，那盆茉莉就摆在宿舍的窗台上，白色的花苞小小的，像米粒，含苞待放。

高寒推着车走到宿舍楼下，把车锁好。她拍了拍身上的落叶，上了楼。木质楼梯在她脚下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像是一首老旧的歌谣。走到二楼拐角时，她停下来，看了一眼刘老太太紧闭的房门。门把手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门口的鞋垫还在，已经卷了边。

她收回目光，继续上楼。

到了三楼，她掏出钥匙开门。门开了，屋子里暖烘烘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块长方形的金色光斑。她脱下外套，挂在门后的钩子上，然后走到桌前，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水是温的，她捧着杯子，站在窗前喝了一口。

窗外，什刹海的湖面上漂着落叶，金黄色的，一片一片的，慢悠悠地打着转。有人在湖边钓鱼，穿着厚厚的棉袄，缩着脖子，戴着棉帽子，一动不动地坐在马扎上，像一尊雕塑。鱼漂在水面上轻轻颤动，那人也不急着提竿，就那么耐心地等着。

高寒喝完水，放下杯子，准备坐下来批改学生的作业。这时她想起楼下信箱里的信还没取。

她穿上外套，又下了楼。

楼道里光线有些暗，她扶着扶手，一步一步走到底。推开楼门，秋风迎面吹来，带着湖水的潮气和落叶的清香。她走到信箱前，打开盖子。

里面躺着一封信。

信封是日式的，白色，右上角贴着一张银杏叶图案的邮票，盖着镰仓的邮戳。她取出信，关上信箱盖子，站在院子里就拆开了。

里面是一张明信片。

明信片上印着圆觉寺的山门，古色古香的木质建筑，门前的石阶上落了一层厚厚的银杏叶，金黄色的，像是铺了一层金子。阳光透过银杏树的枝叶洒下来，在石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她翻过明信片，看背面的字。

字迹比以前更抖了，笔画歪歪扭扭的，像是一根在风中摇摆的枯枝。但每一个字都写得很认真，一笔一划，用力地刻在纸面上：

“高寒小姐：

寺庙里的银杏叶黄了，落了一地，金灿灿的，像铺了金子。酒井小姐的墓前也落了一层，我没有扫，让它落着。我觉得这样好，落叶归根，她也算有了陪伴。

我今年八十二了，走不动了，每天只能坐在廊下，看看院子里的树。树在，我就在。

土肥原玲子”